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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不論是為官還是為民，不論是在順利的情況下，還是在危難之時，都應象個共產黨員的樣子。雍村8年，我雖處於十分困難的環境中，但共產主義信念沒有動搖，共產黨員的責任沒有放棄。我還準備練好身體，有機會再為人民多干幾年。
我每天堅持刻苦鍛練，使臏骨已碎、韌帶漸松、經常腫脹的膝關節逐漸健康起來。原來只能跛行，還常要依靠拐杖，現在卻能日行6000步。我還患有胃竇炎、糖尿病、心臟病、腦供血不足等慢性病，但堅持早晚散步、打太極拳、做保健操，並注意勞逸結合、飲食適量，粗茶淡飯、心情開朗，努力和疾病作鬥爭，與健康同行，不斷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其樂融融。健康的身體將保證我能做更多有益於黨和人民的工作。
一○、生活多美好（1978年——2006年）
●平反決定
1978年2月18日，中國共產黨南京軍區空軍委員會作出了《關於為所謂參與空軍‘罷官奪權’和‘鹽城未遂兵變’中受到打擊迫害和誣陷的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
“林彪反黨集團及其死黨吳法憲、江騰蛟一夥，為了其反黨亂軍、篡黨奪權、打倒一大批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軍領導幹部、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採取種種陰謀手段，造謠誣陷，捏造了一個所謂‘聶風智、顧前黑集團’，給聶鳳智、顧前、張少虹等同志強加了參與空軍的‘罷官奪權’、搞‘鹽城未遂兵變’等莫須有的罪名。
在1967年12月召開的南京軍區空軍黨委四屆四次全體（擴大）會議上，對聶鳳智、顧前、蔡永、李赤然、周正勛、薛毓芳等同志強加了參與空軍的‘罷官奪權’、搞‘鹽城未遂兵變’等莫須有的罪名。在1967年12月召開的南京軍區空軍黨委四屆四次全體（擴大）會議上，對聶鳳智、顧前、蔡永、李赤然、周正勛、薛毓芳等同志採取隔離看管、限制自由、打罵逼供等法西斯手段，進行重點批鬥；並對另一些同志在小組批鬥。爾後，有的送‘五·七’幹校當候補學員，有的送農場監督勞動，有的專案審查，有的被迫害致殘、致死。
現已查明，林彪及其死黨吳法憲、江騰蛟一夥強加的所謂‘聶顧黑集團’參與空軍‘罷官奪權’和‘鹽城未遂政變’等罪名，純系對一大批領導同志的誣陷、打擊、迫害，是蓄意製造的冤案。根據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精神，南京軍區空軍黨委五屆七次全會決定，對上述案件中遭到打擊迫害的同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並為因此而受到株連的家屬、子女、親屬一律平反，恢復名譽。推倒強加給他們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材料予以銷毀。”
南京軍區空軍黨委（蓋章）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八日。
1979年7月9日，我接到南京軍區空軍政治部1979年4月9日的信。
1980年5月，我回南京軍區空軍辦理8年中被沒收的私人物品和個人應得待遇問題，包括從南京到西安的搬家費、房租費、書報費、所欠工資，以及妻子翟平因受株連而應恢復名譽等問題。趙昭政委、政治部車主任以及大多數幹部群眾積極幫我解決，他們找證據、查事實、立清單，很快將處理報告交到司令部。但司令員既不上報空軍，也不給予答覆，還不滿的宣揚：這些老傢伙平反了還不滿足，算什麼待遇問題的帳！他對老同志毫無感情，目無黨紀國法，致使此事久久未能解決。錢物、待遇對我本不是大事，但要討個公道。
1981年8月，蘭州軍區空軍通知我由雍村搬到蘭空干休所歸建。
●老驥伏櫪
1982年5月，接到軍委空軍要我正式離休的命令，不久，我搬到西安蘭空干休所四號。干休所有5棟兵團級住房，我這一套緊鄰馬路，噪音、污染嚴重，閒雜人員來往穿梭，極不安全。當時垃圾成堆，蒼蠅老鼠橫行。
按照軍委總後的規定，我的住房面積應為270平方米。而這套亟待維修的房子是180平方米。1992年，蘭空又增加了70平方米，每平方米給240元的修建費。這只是當時實際修建房屋所需費用的若干分之一，同蘭州軍區規定的每平方米600元的標準也有很大距離。
我自參加共產黨，把生命都交給了革命事業，從不追逐名利地位，否則，按照我的資歷和功勳，我也可以去爭當個中將、上將。我信奉共產主義事業，注重共產主義者的人生實踐。這絕不是一時一事，而是一世。所以，在我的生涯中，我能夠面對威脅險阻和對我的不公正，也能夠面對讚譽、成就和功勳。之所以談及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問題，是感到許許多多已近風燭殘年的為革命奉獻了終生的老同志，應該得到有些部門的應有關愛與重視。
雖然離休了，我還是用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爭取晚年再做些工作。
我被聘為陝西省老年書法協會名譽會長，曾於1987年12月赴京籌備陝西省老年書畫展，其中還有我的作品：“老驥壯懷千里志，書畫珍品現精神。高壽耄耋仍努力，皆為中華巨龍騰。”
我還被聘為陝西省航空聯誼會名譽會長，參加了航天航空展覽館的籌建工作。
1986年，在我和幾位老紅軍的呼籲倡導下，得到了西安市有關部門的支持和幫助，西安市關心下一代協會成立了，我親任副會長和革命傳統報告團團長。
我每天堅持刻苦鍛練，使臏骨已碎、韌帶漸松、經常腫脹的膝關節逐漸健康起來。原來只能跛行，還常要依靠拐杖，現在卻能日行6000步。我還患有胃竇炎、糖尿病、心臟病、腦供血不足等慢性病，但堅持早晚散步、打太極拳、做保健操，並注意勞逸結合、飲食適量，粗茶淡飯、心情開朗，努力和疾病作鬥爭，與健康同行，不斷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其樂融融。健康的身體將保證我能做更多有益於黨和人民的工作。
一○、生活多美好（1978年——2006年）
●平反決定
1978年2月18日，中國共產黨南京軍區空軍委員會作出了《關於為所謂參與空軍‘罷官奪權’和‘鹽城未遂兵變’中受到打擊迫害和誣陷的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
“林彪反黨集團及其死黨吳法憲、江騰蛟一夥，為了其反黨亂軍、篡黨奪權、打倒一大批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軍領導幹部、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採取種種陰謀手段，造謠誣陷，捏造了一個所謂‘聶風智、顧前黑集團’，給聶鳳智、顧前、張少虹等同志強加了參與空軍的‘罷官奪權’、搞‘鹽城未遂兵變’等莫須有的罪名。
在1967年12月召開的南京軍區空軍黨委四屆四次全體（擴大）會議上，對聶鳳智、顧前、蔡永、李赤然、周正勛、薛毓芳等同志強加了參與空軍的‘罷官奪權’、搞‘鹽城未遂兵變’等莫須有的罪名。在1967年12月召開的南京軍區空軍黨委四屆四次全體（擴大）會議上，對聶鳳智、顧前、蔡永、李赤然、周正勛、薛毓芳等同志採取隔離看管、限制自由、打罵逼供等法西斯手段，進行重點批鬥；並對另一些同志在小組批鬥。爾後，有的送‘五·七’幹校當候補學員，有的送農場監督勞動，有的專案審查，有的被迫害致殘、致死。
現已查明，林彪及其死黨吳法憲、江騰蛟一夥強加的所謂‘聶顧黑集團’參與空軍‘罷官奪權’和‘鹽城未遂政變’等罪名，純系對一大批領導同志的誣陷、打擊、迫害，是蓄意製造的冤案。根據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精神，南京軍區空軍黨委五屆七次全會決定，對上述案件中遭到打擊迫害的同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並為因此而受到株連的家屬、子女、親屬一律平反，恢復名譽。推倒強加給他們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材料予以銷毀。”
南京軍區空軍黨委（蓋章）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八日。
1979年7月9日，我接到南京軍區空軍政治部1979年4月9日的信。
1980年5月，我回南京軍區空軍辦理8年中被沒收的私人物品和個人應得待遇問題，包括從南京到西安的搬家費、房租費、書報費、所欠工資，以及妻子翟平因受株連而應恢復名譽等問題。趙昭政委、政治部車主任以及大多數幹部群眾積極幫我解決，他們找證據、查事實、立清單，很快將處理報告交到司令部。但司令員既不上報空軍，也不給予答覆，還不滿的宣揚：這些老傢伙平反了還不滿足，算什麼待遇問題的帳！他對老同志毫無感情，目無黨紀國法，致使此事久久未能解決。錢物、待遇對我本不是大事，但要討個公道。
1981年8月，蘭州軍區空軍通知我由雍村搬到蘭空干休所歸建。
●老驥伏櫪
1982年5月，接到軍委空軍要我正式離休的命令，不久，我搬到西安蘭空干休所四號。干休所有5棟兵團級住房，我這一套緊鄰馬路，噪音、污染嚴重，閒雜人員來往穿梭，極不安全。當時垃圾成堆，蒼蠅老鼠橫行。
按照軍委總後的規定，我的住房面積應為270平方米。而這套亟待維修的房子是180平方米。1992年，蘭空又增加了70平方米，每平方米給240元的修建費。這只是當時實際修建房屋所需費用的若干分之一，同蘭州軍區規定的每平方米600元的標準也有很大距離。
我自參加共產黨，把生命都交給了革命事業，從不追逐名利地位，否則，按照我的資歷和功勳，我也可以去爭當個中將、上將。我信奉共產主義事業，注重共產主義者的人生實踐。這絕不是一時一事，而是一世。所以，在我的生涯中，我能夠面對威脅險阻和對我的不公正，也能夠面對讚譽、成就和功勳。之所以談及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問題，是感到許許多多已近風燭殘年的為革命奉獻了終生的老同志，應該得到有些部門的應有關愛與重視。
雖然離休了，我還是用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爭取晚年再做些工作。
我被聘為陝西省老年書法協會名譽會長，曾於1987年12月赴京籌備陝西省老年書畫展，其中還有我的作品：“老驥壯懷千里志，書畫珍品現精神。高壽耄耋仍努力，皆為中華巨龍騰。”
我還被聘為陝西省航空聯誼會名譽會長，參加了航天航空展覽館的籌建工作。
1986年，在我和幾位老紅軍的呼籲倡導下，得到了西安市有關部門的支持和幫助，西安市關心下一代協會成立了，我親任副會長和革命傳統報告團團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