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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對六人報告絲毫不知情，他們的報告在前，我的發言於後，硬把我們拉扯到一起，這又叫什麼呢？對會議主宰者編造的這一套莫須有的“罪名”，我理直氣壯地進行了駁斥，他們搬起石頭砸了自己，人們心中明白是非，誣陷反而增添了我的光彩，提高了我的威信。“提供炮彈”一說、“陪斗”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會議形勢如此急轉直下，使與會者有的檢討，有的旁觀，有的同流合污。少數人甚至成了吳、余、江的打手，以至後來成為林彪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骨幹。
1966年7月整整一個月，空軍的主要鬥爭鋒芒指向空軍黨委常委六個人。成鈞被誣陷為賀龍派到空軍的代理人，並說其他五個人也各有政治背景。
而真正要篡黨奪權的林彪，早有預謀的把空軍黨委擴大會議作為“試驗田”，不費吹灰之力，就讓其死黨操縱了空軍大權。既無德又無才的吳法憲當了空軍司令，官欲橫流、以“獻美女”邀寵的人被委以重任。阿諛奉承、做盡壞事的江騰蛟被委任為政治部主任，但因其太過於卑劣，以致命令沒敢宣布。有的幹部雖然當時曾委以重任，但在文革中也受到了林彪的迫害，這就是後話了。如此等等，軍委空軍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變成林彪的“私營部隊”，他可以更加肆無忌憚的任意生殺予奪了。
●開罪葉群
南京軍區空軍領導機關，就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開展了所謂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10月，江騰蛟任南京軍區空軍政委。他糾集了空軍原四軍的王紹淵、李道之和氣味相投的保衛部長主父光、幹部部長劉更生、組織部副部長閻成玉、宣傳部部長王知十、青年部部長郝寶章及司令部副參謀長等人，根據林彪的“打倒一批，保護一批，提拔一批”的指示，向聶鳳智、李赤然、顧前、朱火花等人展開了殘酷無情的鬥爭。
在他們滅絕人性的野蠻迫害下，得才兼備、參予編寫空軍各種條例條令的參謀長顧前，不幸斗死。精通工程技術的工程部部長朱火花，被他們口中堵上毛巾、推進糞坑溺死。經過長征的蔡永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幾乎死去，他們把聶鳳智裝在麻袋中任意摔打，後秘密轉移到雲南、貴州、廣西的十萬大山中去養豬，致使其精神失常、半癱半痴生命處於垂危之中。
我被關押在南京空軍大操場地下室里，又髒又潮，室溫零下十幾度。他們晝夜批鬥我，採取軟硬兼施、攻心與嚴刑並用的手段。不是打耳光、坐“噴氣式”、頂磚頭；就是拔頭髮、罰兩腿向前彎曲站著；不是套供、逼供，就是誘供、勸供。他們所採用的刑罰手段，不亞於我在國民黨監獄中所遭受的折磨。我難以料到共產黨內會有如此敗類。
幸虧我平時一心為工作，一心為群眾，行得端，站得正，批鬥時雖然也挨打，但較輕；頭髮也被拔，但只是虛晃幾下；行刑少而短，若遇上訓練部部長魯明的老婆吳綱橋不在場，我還可以坐在凳子上。
我被折磨了三個月，空軍的領導和江騰蛟等毫無所得。在廣大群眾壓力下，不得不同意有條件的“解放”我；就是要我承認是“三反分子”。說是只要“名義上”戴上這頂帽子，不講具體內容——因為他們根本不講根據什麼把我定成“三反分子”。對此，我斬釘截鐵的回答：“不行！”
原來，葉群曾於1964年在江蘇太倉搞“四清”，她不遵守中共中央關於參加“四清”人員應與當地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工作、同學習”的“五同”規定，與江騰蛟鬼混在一起。白天到田裡照像，晚上吃喝玩樂，在當地群眾和南京軍區空軍指戰員中反映極壞。
他們又曾到上海胡混，僅在錦江飯店用餐就花費了6000餘元。江曾要我簽字報銷，被我堅決拒絕。他又提出從上海空四軍賣蒸餾水的帳中報銷，帳目可不進出，神不知鬼不覺地解決問題。他要我點頭同意，我說：如果這樣做了，你不告知我，我要負官僚主義責任；如果你先告知我，我點了頭，你報了帳，等於我犯了同流合污的錯誤。江頓時翻臉，一反常態的說：你真是笨到不可挽救的地步，把送上門的升官的機會都不要，你會後悔莫及的！我當時就表示：以出賣黨的利益、出賣群眾利益而換取個人利益，我一向深惡痛絕。不久，葉群途經南京，點名要見我。在同我握手時，她陰陽怪氣的說：“你就是那個同我堅持原則的李赤然，你很有本事麼，原則性很強麼？”我未置可否，我深知他們的為人品質，但是我不害怕，也不後悔。
“文革”時期的“真理”之一就是：誰不尊重葉群就是不尊重林彪，不尊重林彪就等於不尊重毛澤東。由此空軍的領導人把我列入“三反分子”是有“根據”的。我當然拒絕以此作為“解放”我的先決條件。
余、江想再找出其它“證據”。他們說我在空軍黨委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是“誣衊”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幹部等等，是“不折不扣”的“三反”言論。
我很清楚，和余、江之流沒有什麼道理好講，只有鬥智鬥勇。我提出給我戴“三反分子”帽子也是要有條件的，即必須將我的“三反”證據——我在空軍黨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公布於眾，也好向群眾和幹部有個交待，讓大家明白我是個什麼樣的“三反分子”。
會議形勢如此急轉直下，使與會者有的檢討，有的旁觀，有的同流合污。少數人甚至成了吳、余、江的打手，以至後來成為林彪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骨幹。
1966年7月整整一個月，空軍的主要鬥爭鋒芒指向空軍黨委常委六個人。成鈞被誣陷為賀龍派到空軍的代理人，並說其他五個人也各有政治背景。
而真正要篡黨奪權的林彪，早有預謀的把空軍黨委擴大會議作為“試驗田”，不費吹灰之力，就讓其死黨操縱了空軍大權。既無德又無才的吳法憲當了空軍司令，官欲橫流、以“獻美女”邀寵的人被委以重任。阿諛奉承、做盡壞事的江騰蛟被委任為政治部主任，但因其太過於卑劣，以致命令沒敢宣布。有的幹部雖然當時曾委以重任，但在文革中也受到了林彪的迫害，這就是後話了。如此等等，軍委空軍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變成林彪的“私營部隊”，他可以更加肆無忌憚的任意生殺予奪了。
●開罪葉群
南京軍區空軍領導機關，就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開展了所謂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10月，江騰蛟任南京軍區空軍政委。他糾集了空軍原四軍的王紹淵、李道之和氣味相投的保衛部長主父光、幹部部長劉更生、組織部副部長閻成玉、宣傳部部長王知十、青年部部長郝寶章及司令部副參謀長等人，根據林彪的“打倒一批，保護一批，提拔一批”的指示，向聶鳳智、李赤然、顧前、朱火花等人展開了殘酷無情的鬥爭。
在他們滅絕人性的野蠻迫害下，得才兼備、參予編寫空軍各種條例條令的參謀長顧前，不幸斗死。精通工程技術的工程部部長朱火花，被他們口中堵上毛巾、推進糞坑溺死。經過長征的蔡永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幾乎死去，他們把聶鳳智裝在麻袋中任意摔打，後秘密轉移到雲南、貴州、廣西的十萬大山中去養豬，致使其精神失常、半癱半痴生命處於垂危之中。
我被關押在南京空軍大操場地下室里，又髒又潮，室溫零下十幾度。他們晝夜批鬥我，採取軟硬兼施、攻心與嚴刑並用的手段。不是打耳光、坐“噴氣式”、頂磚頭；就是拔頭髮、罰兩腿向前彎曲站著；不是套供、逼供，就是誘供、勸供。他們所採用的刑罰手段，不亞於我在國民黨監獄中所遭受的折磨。我難以料到共產黨內會有如此敗類。
幸虧我平時一心為工作，一心為群眾，行得端，站得正，批鬥時雖然也挨打，但較輕；頭髮也被拔，但只是虛晃幾下；行刑少而短，若遇上訓練部部長魯明的老婆吳綱橋不在場，我還可以坐在凳子上。
我被折磨了三個月，空軍的領導和江騰蛟等毫無所得。在廣大群眾壓力下，不得不同意有條件的“解放”我；就是要我承認是“三反分子”。說是只要“名義上”戴上這頂帽子，不講具體內容——因為他們根本不講根據什麼把我定成“三反分子”。對此，我斬釘截鐵的回答：“不行！”
原來，葉群曾於1964年在江蘇太倉搞“四清”，她不遵守中共中央關於參加“四清”人員應與當地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工作、同學習”的“五同”規定，與江騰蛟鬼混在一起。白天到田裡照像，晚上吃喝玩樂，在當地群眾和南京軍區空軍指戰員中反映極壞。
他們又曾到上海胡混，僅在錦江飯店用餐就花費了6000餘元。江曾要我簽字報銷，被我堅決拒絕。他又提出從上海空四軍賣蒸餾水的帳中報銷，帳目可不進出，神不知鬼不覺地解決問題。他要我點頭同意，我說：如果這樣做了，你不告知我，我要負官僚主義責任；如果你先告知我，我點了頭，你報了帳，等於我犯了同流合污的錯誤。江頓時翻臉，一反常態的說：你真是笨到不可挽救的地步，把送上門的升官的機會都不要，你會後悔莫及的！我當時就表示：以出賣黨的利益、出賣群眾利益而換取個人利益，我一向深惡痛絕。不久，葉群途經南京，點名要見我。在同我握手時，她陰陽怪氣的說：“你就是那個同我堅持原則的李赤然，你很有本事麼，原則性很強麼？”我未置可否，我深知他們的為人品質，但是我不害怕，也不後悔。
“文革”時期的“真理”之一就是：誰不尊重葉群就是不尊重林彪，不尊重林彪就等於不尊重毛澤東。由此空軍的領導人把我列入“三反分子”是有“根據”的。我當然拒絕以此作為“解放”我的先決條件。
余、江想再找出其它“證據”。他們說我在空軍黨委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是“誣衊”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幹部等等，是“不折不扣”的“三反”言論。
我很清楚，和余、江之流沒有什麼道理好講，只有鬥智鬥勇。我提出給我戴“三反分子”帽子也是要有條件的，即必須將我的“三反”證據——我在空軍黨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公布於眾，也好向群眾和幹部有個交待，讓大家明白我是個什麼樣的“三反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