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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就算把個雞屁股的滋味說到天上有，地下無，不吃屁股的人還是不吃，更無助於消除吃屁股的人和不吃屁股的人之間的互相不理解。不吃屁股的理由，郭富城在一個電視節目裡已經作出有史以來最為直截了當的高度概括。有一年年底，郭富城和李冰冰一道上陶晶瑩的節目，經過猜拳，郭富城連輸兩次，被迫吃下三隻雞屁股，當時，城城眉頭猛皺，說出了一句大實話：“我覺得把人家的屁股吃下去很怪，感覺屁股很不乾淨。”
愛吃雞屁股的電視觀眾，當時並沒有像《 紅樓夢 》里的茗煙那樣一把揪住城城大喝一聲：“我們吃屁股不吃屁股，橫豎沒吃你爹的屁股去罷了！”在這件事情上，腦袋終於反過來決定了屁股。其實，在愛吃屁股的人看來，吃屁股之樂之爽，實在不足以與外人道也。賈寶玉“吃”了50大板屁股之後，被一大群年齡輩分不一但一律哭哭啼啼的女人包圍，心中的那番大暢，豈是凡夫俗子之輩所能體會“我不過捱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悲感之態露出，令人可玩可觀，可憐可敬。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縱然盡付東流，亦無足嘆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謂糊塗鬼祟矣”。
無論如何，在中醫尚未展開“吃屁股補屁股”的思考之前，吃屁股仍將被視為一種另類的飲食行為。
與此同時，“吃屁股族”在“吃屁股正常化”一事上所作的努力也一直沒有停止，以雞屁股的“正名”工作為例，“屁股”誠不雅，“雞尖”更可怕，可喜的是，上海的某些三黃雞店，已參照粵式的“鳳爪”而不聲不響地將此物喚做了“鳳尾”。
家醜和國讎(1)
中國文人常以“百無一用”自謙，其實他們個個都身懷一種百里挑一併且百發百中的絕技，就是把個人的私事變成大家的公事，道行高的，甚至能上升為國事，例如郁達夫的《 毀家詩記 》。
“詩記”中有《 賀新郎 》一詞，下闕是：“匈奴未滅家何恃？且由他，鶯鶯燕燕，私歡彌子。留取吳鉤拼大敵，寶劍豈能輕試？殲小丑，自然容易。別有戴天仇恨在，國倘亡，妻妾寧非妓？先逐寇，再驅雉。”據作者注，1937年8、9月左右，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乘他與王映霞不和之機，某次飯後，使王失身於許。“縱傾錢塘潮水，奇羞難洗。欲返江東無面目，曳尾塗中當死”—— 一個男人蒙此“奇羞”，想死的念頭都有。正常，不太正常的是郁達夫在《 賀新郎 》後的自註：“許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姦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敵寇來姦淫要強得多，並且大難當前，這些個人小事，亦只能暫時擱起，要緊的，還是在為我們的民族復仇！”
郁達夫其實是有充分理由把“家仇”上升為“國恨”——1937年11月日軍攻占富陽，郁母陸氏因拒日軍苦役而躲入鸛山，12月31日凍餓而死；1939年11月23日，長兄郁曼陀在上海寓所門前遭特務槍殺，成為抗戰中“司法界為國犧牲的第一人”。然而，不論王映霞紅杏出牆是真是假，“詩記”里的這段話以及郁達夫屢呼王映霞為“姬”、“下堂妾”，令時人及後世對作者頗有微詞，多指其對女人“不夠厚道”，“達夫無行”或“心理變態”。與此同時，把“先逐寇，再驅雉”盛讚為“猛虎舔創”之後心理升華而至民族大義者，亦不乏其人。
我個人的看法是，紅杏出牆，除了母系社會，這事兒擱在任何年代任何時代背景，基本上都是一樁私事。家醜是家醜，國讎是國讎，不可輕易混為一談。第三者許紹棣雖在政治上與郁達夫有過節，畢竟不是日寇，亦無通敵嫌疑。故“先逐寇，再驅雉”之間很難建立起倫理道德上的必然邏輯關聯，除非郁能像論證“朋友姦淫我的妻子自然比敵寇來姦淫要強得多”那樣，對“若無日寇侵華，許紹棣就斷無充當第三者的機會”也作出同樣充分的論證。
愛人不見了，向誰去喊冤，事實上，郁達夫本人在發表《 毀家詩記 》不久之後，已經以非韻文的文體將“家醜和國讎”之間的關係闡述得十分清楚了。郁曼陀被害後3個月，郁達夫在《 悼胞兄曼陀 》一文中寫道：“實因這一次的敵寇來侵，殉國殉職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對於個人的情感，似乎不便誇張，執著，當是事實上的主因。反過來說，就是個人主義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裡，漸漸地減了，似乎在向民族國家的大範圍的情感一方面轉向。”
作為一個半新半舊的中國文人，一個不幸戴了（ 或懷疑自己戴了 ）綠帽的浪漫主義作家，詩怎樣寫，話怎麼說，都可以理解。比較難以理解的是後人不斷為《 賀新郎 》所加之新注，代表性的觀點如：“稍有歷史知識的讀者都可看出，最終的矛頭所指並非王映霞，而是那位曾經呈請國民黨中央下令通緝魯迅、郁達夫等人的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他又恰好是在抗日戰亂中闖入郁達夫私生活的第三者，於是這個人在郁達夫心目中就成為反動派和一切卑劣行為的典型……方修先生在《 郁達夫佚文集 》序中也提到，“與其相信不盡不實的回憶，我寧願相信郁達夫自己當時揭露的浙江省某黨官所幹的好事，至少這和我們對於那時代官場的醜惡本質的認識是符合的。”
愛吃雞屁股的電視觀眾，當時並沒有像《 紅樓夢 》里的茗煙那樣一把揪住城城大喝一聲：“我們吃屁股不吃屁股，橫豎沒吃你爹的屁股去罷了！”在這件事情上，腦袋終於反過來決定了屁股。其實，在愛吃屁股的人看來，吃屁股之樂之爽，實在不足以與外人道也。賈寶玉“吃”了50大板屁股之後，被一大群年齡輩分不一但一律哭哭啼啼的女人包圍，心中的那番大暢，豈是凡夫俗子之輩所能體會“我不過捱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悲感之態露出，令人可玩可觀，可憐可敬。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縱然盡付東流，亦無足嘆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謂糊塗鬼祟矣”。
無論如何，在中醫尚未展開“吃屁股補屁股”的思考之前，吃屁股仍將被視為一種另類的飲食行為。
與此同時，“吃屁股族”在“吃屁股正常化”一事上所作的努力也一直沒有停止，以雞屁股的“正名”工作為例，“屁股”誠不雅，“雞尖”更可怕，可喜的是，上海的某些三黃雞店，已參照粵式的“鳳爪”而不聲不響地將此物喚做了“鳳尾”。
家醜和國讎(1)
中國文人常以“百無一用”自謙，其實他們個個都身懷一種百里挑一併且百發百中的絕技，就是把個人的私事變成大家的公事，道行高的，甚至能上升為國事，例如郁達夫的《 毀家詩記 》。
“詩記”中有《 賀新郎 》一詞，下闕是：“匈奴未滅家何恃？且由他，鶯鶯燕燕，私歡彌子。留取吳鉤拼大敵，寶劍豈能輕試？殲小丑，自然容易。別有戴天仇恨在，國倘亡，妻妾寧非妓？先逐寇，再驅雉。”據作者注，1937年8、9月左右，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乘他與王映霞不和之機，某次飯後，使王失身於許。“縱傾錢塘潮水，奇羞難洗。欲返江東無面目，曳尾塗中當死”—— 一個男人蒙此“奇羞”，想死的念頭都有。正常，不太正常的是郁達夫在《 賀新郎 》後的自註：“許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姦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敵寇來姦淫要強得多，並且大難當前，這些個人小事，亦只能暫時擱起，要緊的，還是在為我們的民族復仇！”
郁達夫其實是有充分理由把“家仇”上升為“國恨”——1937年11月日軍攻占富陽，郁母陸氏因拒日軍苦役而躲入鸛山，12月31日凍餓而死；1939年11月23日，長兄郁曼陀在上海寓所門前遭特務槍殺，成為抗戰中“司法界為國犧牲的第一人”。然而，不論王映霞紅杏出牆是真是假，“詩記”里的這段話以及郁達夫屢呼王映霞為“姬”、“下堂妾”，令時人及後世對作者頗有微詞，多指其對女人“不夠厚道”，“達夫無行”或“心理變態”。與此同時，把“先逐寇，再驅雉”盛讚為“猛虎舔創”之後心理升華而至民族大義者，亦不乏其人。
我個人的看法是，紅杏出牆，除了母系社會，這事兒擱在任何年代任何時代背景，基本上都是一樁私事。家醜是家醜，國讎是國讎，不可輕易混為一談。第三者許紹棣雖在政治上與郁達夫有過節，畢竟不是日寇，亦無通敵嫌疑。故“先逐寇，再驅雉”之間很難建立起倫理道德上的必然邏輯關聯，除非郁能像論證“朋友姦淫我的妻子自然比敵寇來姦淫要強得多”那樣，對“若無日寇侵華，許紹棣就斷無充當第三者的機會”也作出同樣充分的論證。
愛人不見了，向誰去喊冤，事實上，郁達夫本人在發表《 毀家詩記 》不久之後，已經以非韻文的文體將“家醜和國讎”之間的關係闡述得十分清楚了。郁曼陀被害後3個月，郁達夫在《 悼胞兄曼陀 》一文中寫道：“實因這一次的敵寇來侵，殉國殉職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對於個人的情感，似乎不便誇張，執著，當是事實上的主因。反過來說，就是個人主義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裡，漸漸地減了，似乎在向民族國家的大範圍的情感一方面轉向。”
作為一個半新半舊的中國文人，一個不幸戴了（ 或懷疑自己戴了 ）綠帽的浪漫主義作家，詩怎樣寫，話怎麼說，都可以理解。比較難以理解的是後人不斷為《 賀新郎 》所加之新注，代表性的觀點如：“稍有歷史知識的讀者都可看出，最終的矛頭所指並非王映霞，而是那位曾經呈請國民黨中央下令通緝魯迅、郁達夫等人的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他又恰好是在抗日戰亂中闖入郁達夫私生活的第三者，於是這個人在郁達夫心目中就成為反動派和一切卑劣行為的典型……方修先生在《 郁達夫佚文集 》序中也提到，“與其相信不盡不實的回憶，我寧願相信郁達夫自己當時揭露的浙江省某黨官所幹的好事，至少這和我們對於那時代官場的醜惡本質的認識是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