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頁
又，“郁達夫在寄稿給陸丹林的同時，還附信聲明不要稿費，只要十冊書，另外要以他的名義分寄給蔣介石、葉楚傖、于右任、邵力子、柳亞子等，這就更可說明他發表《 毀家詩記 》的目的是為了向政府當局、向社會控拆。”（ 郁風《 郁達夫——蓋棺論定的晚期 》 ）
1937年8、9月左右，郁達夫在福建“做官”，故許紹棣“在抗日戰亂中闖入”之說雖覺勉強，卻終非空穴來風，但“向政府當局、向社會控拆”之語，就有些言不由衷了。什麼是一個作家稟其道德力量和崇高天職向社會發出的“控訴”？我認為左拉玩的那種才算，因為它向著不公平的司法制度開火，真正檢驗了世界上第一個《 人權宣言 》，最終推動了民主和法制進程。而《 毀家詩記 》的“愛人不見了，向社會去喊冤”與這種結果相比，顯然相距甚遠。
先丟錢，再丟人，最近一個為《 賀新郎 》添加新注的，是台灣女作家龍應台。
年初，龍應台以“悄悄地進村，打槍的不要”之姿態來到廣州，不幸在舊城遭遇小偷，事後寫了篇文章，題目叫《 一個警察的背後 》：“梁國聚（ 廣東省公安廳長 ）說，廣東一億多人口，只有13萬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問題……知道了這個數據，對中國警察便不忍苛責，可是，這是現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警察本身的制度，以及制度和整體社會問題的連結與呼應，又如何？”
連串不依不饒的追問之後，又從“戶口制度和城鄉差距的問題嚴重惡化”上升到“國家的根本政治”，文章的結尾，最後更引讀者來信指“只要腐敗依然存在，只要貧富分化還在加劇，只要體制不變，一切仍將繼續”。
普通人丟了東西，也搓火，也罵人，然後該幹嗎幹嗎去；知識分子丟了東西，尤其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在公共場合丟了東西，卻不可白丟，至少也得讓普通人付出挑戰自己常識的代價。我也有在廣州遭遇小偷的不幸遭遇，但實在沒有上升到“國家根本政治”的本事。在如何正確對待小偷的問題上，我所能根據的全部常識只有這樣兩項：一、計劃經濟時代，廣州雖不至於路不拾遺，但小偷肯定沒現在多；二、警力比廣州充足，“戶口制度和城鄉差距的問題”沒有中國嚴重的地方如紐約或法蘭克福，隨地小便的現象雖然基本已斷，卻從來也沒斷過隨地小偷。
家醜和國讎(2)
就像郁達夫當年在《 悼胞兄曼陀 》一文中對“家醜和國讎”關系所作的準確闡述那樣，類似的道理，龍應台自己其實在文前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單身女子，背著背包，背包在後而不在前；站在路口，攤開地圖。這是一個國際‘傻根’形象。那個街口不必是在廣州老城，也可以是羅馬噴泉、莫斯科紅場、華沙廣場、法蘭克福火車站大道……所以我的遭竊絕不足以被解釋為‘中國特色’。”
卿本佳人，奈何技癢？非要添上個“廣州特色”的蛇足。想當年，“先逐寇，再驅雉”者，誠可謂“先丟人，再丟份”也，而龍應台的這一個版本，豈非“先丟錢，再丟人”乎？
機器人小便(1)
有一幅漫畫，叫做《 機器人小便 》：一個機器人面壁小便，“小”出來一堆稀里嘩啦的零件（ 包括釘子、螺絲、螺絲帽，等等 ）。雖然背對觀眾，不過還是不難斷定此為一“男機器人”，因為“他”採取站姿，而且一手扶牆。
波伏娃在《 第二性 》里早就教導我們說： “兩性最明顯的界線，兩性最重要的一個差別，就是男孩可以站著撒尿，而女孩子必須蹲著。”自阿姆斯特丹藝術學院的MOON ZI JP於1988年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個P-MATE以及1999年德國脫口秀電視節目主持人Paul de leeuw在廣大電視觀眾面前第一次公開表演了P-MATE的正確使用方法以來，“站著小便”一直是女權運動的一項收費的增值服務。既然事情已到這步田地，就小便姿勢而言，欲作政治正確之討論，也只好拿機器人說事了——趁機器人還沒有統治人類之前。
“人型機器人越來越像人，非人型機器人則越來越不像人”——據說這條定理已成為機器人在外形上的公認發展趨勢。既然如此，人型機器人到底是男是女？或曰，機器人到底應該像男像女以及機器人究竟要不要有性別或者第二性徵？隨著越來越像人的人型機器人不斷參與到社會及個人生活中來，我看也是時候擺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以機器人當主角的科幻電影而論，機器人可以沒有性別，扮演機器人的明星卻分男女。1927年在《大都會》（Metropolis ）出現過的那個“天使面孔，魔鬼心靈”的女機器人“聖潔的瑪利亞”，在煽動工人搗毀一切，讓整個大都會陷入災難之後，此類“禍水型”女機器人在銀幕上的地位很快被男性全面取代。從《 星球大戰 》中的C-3PO到2004年《 機械公敵 》中的機器僕人，從《 AI人工智慧 》中的帥哥機器人裘·德洛到《 銀河飛龍 》中的Data——甚至像日本的新代言人ASIMO，從外形到氣質，一概都是男性或准男性化的，不管是忠是奸。
1937年8、9月左右，郁達夫在福建“做官”，故許紹棣“在抗日戰亂中闖入”之說雖覺勉強，卻終非空穴來風，但“向政府當局、向社會控拆”之語，就有些言不由衷了。什麼是一個作家稟其道德力量和崇高天職向社會發出的“控訴”？我認為左拉玩的那種才算，因為它向著不公平的司法制度開火，真正檢驗了世界上第一個《 人權宣言 》，最終推動了民主和法制進程。而《 毀家詩記 》的“愛人不見了，向社會去喊冤”與這種結果相比，顯然相距甚遠。
先丟錢，再丟人，最近一個為《 賀新郎 》添加新注的，是台灣女作家龍應台。
年初，龍應台以“悄悄地進村，打槍的不要”之姿態來到廣州，不幸在舊城遭遇小偷，事後寫了篇文章，題目叫《 一個警察的背後 》：“梁國聚（ 廣東省公安廳長 ）說，廣東一億多人口，只有13萬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問題……知道了這個數據，對中國警察便不忍苛責，可是，這是現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警察本身的制度，以及制度和整體社會問題的連結與呼應，又如何？”
連串不依不饒的追問之後，又從“戶口制度和城鄉差距的問題嚴重惡化”上升到“國家的根本政治”，文章的結尾，最後更引讀者來信指“只要腐敗依然存在，只要貧富分化還在加劇，只要體制不變，一切仍將繼續”。
普通人丟了東西，也搓火，也罵人，然後該幹嗎幹嗎去；知識分子丟了東西，尤其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在公共場合丟了東西，卻不可白丟，至少也得讓普通人付出挑戰自己常識的代價。我也有在廣州遭遇小偷的不幸遭遇，但實在沒有上升到“國家根本政治”的本事。在如何正確對待小偷的問題上，我所能根據的全部常識只有這樣兩項：一、計劃經濟時代，廣州雖不至於路不拾遺，但小偷肯定沒現在多；二、警力比廣州充足，“戶口制度和城鄉差距的問題”沒有中國嚴重的地方如紐約或法蘭克福，隨地小便的現象雖然基本已斷，卻從來也沒斷過隨地小偷。
家醜和國讎(2)
就像郁達夫當年在《 悼胞兄曼陀 》一文中對“家醜和國讎”關系所作的準確闡述那樣，類似的道理，龍應台自己其實在文前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單身女子，背著背包，背包在後而不在前；站在路口，攤開地圖。這是一個國際‘傻根’形象。那個街口不必是在廣州老城，也可以是羅馬噴泉、莫斯科紅場、華沙廣場、法蘭克福火車站大道……所以我的遭竊絕不足以被解釋為‘中國特色’。”
卿本佳人，奈何技癢？非要添上個“廣州特色”的蛇足。想當年，“先逐寇，再驅雉”者，誠可謂“先丟人，再丟份”也，而龍應台的這一個版本，豈非“先丟錢，再丟人”乎？
機器人小便(1)
有一幅漫畫，叫做《 機器人小便 》：一個機器人面壁小便，“小”出來一堆稀里嘩啦的零件（ 包括釘子、螺絲、螺絲帽，等等 ）。雖然背對觀眾，不過還是不難斷定此為一“男機器人”，因為“他”採取站姿，而且一手扶牆。
波伏娃在《 第二性 》里早就教導我們說： “兩性最明顯的界線，兩性最重要的一個差別，就是男孩可以站著撒尿，而女孩子必須蹲著。”自阿姆斯特丹藝術學院的MOON ZI JP於1988年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個P-MATE以及1999年德國脫口秀電視節目主持人Paul de leeuw在廣大電視觀眾面前第一次公開表演了P-MATE的正確使用方法以來，“站著小便”一直是女權運動的一項收費的增值服務。既然事情已到這步田地，就小便姿勢而言，欲作政治正確之討論，也只好拿機器人說事了——趁機器人還沒有統治人類之前。
“人型機器人越來越像人，非人型機器人則越來越不像人”——據說這條定理已成為機器人在外形上的公認發展趨勢。既然如此，人型機器人到底是男是女？或曰，機器人到底應該像男像女以及機器人究竟要不要有性別或者第二性徵？隨著越來越像人的人型機器人不斷參與到社會及個人生活中來，我看也是時候擺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以機器人當主角的科幻電影而論，機器人可以沒有性別，扮演機器人的明星卻分男女。1927年在《大都會》（Metropolis ）出現過的那個“天使面孔，魔鬼心靈”的女機器人“聖潔的瑪利亞”，在煽動工人搗毀一切，讓整個大都會陷入災難之後，此類“禍水型”女機器人在銀幕上的地位很快被男性全面取代。從《 星球大戰 》中的C-3PO到2004年《 機械公敵 》中的機器僕人，從《 AI人工智慧 》中的帥哥機器人裘·德洛到《 銀河飛龍 》中的Data——甚至像日本的新代言人ASIMO，從外形到氣質，一概都是男性或准男性化的，不管是忠是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