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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偉答：“不是我不想上學，是沒有學校要我?”
“為什麼?”
“我沒有戶口。”
“沒有戶口?你都這麼大了怎麼會沒有戶口呢?你父母沒給你上戶口?”
“我沒有父母。”李志偉一臉木然，出奇地平靜。
高潔一下子就打了個激靈，“那你在公安機關供述，你的父親是李建業，這是怎麼回事?”
“我是一直這麼叫他，但他不是我的親生父親。我的爺爺奶奶也不是親的。”
“那你為什麼在李建業家生活這麼多年?”
“我不知道。”
“那你母親呢?”
“我沒有母親。”
“沒有母親?
“我不知道母親是誰?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從來也沒見過她。”
這樣的回答真是匪夷所思，雖然對於本案的審理並無任何影響，但高潔還是覺得有必要把李志偉的家庭背景搞清楚。李志偉說：“我只聽說我媽媽的名字叫李秋月，但據說她在我一歲多的時候就離家出走。我從小就生長在北京的李建業家，我也一直叫他爸爸，可他從來都不承認我是他的兒子，所以我的戶口也就一直沒在北京報上。到現在，我連自己的身世都不清楚。我是誰?我一直想知道，可是沒有人告訴我。”說完這話，李志偉很痛苦地低下了頭。
憑著多年的審判經驗，直覺告訴高潔，李志偉沒有撒謊。但“我是誰”，短短三個字，仿佛一記敲在心頭的重錘，使高潔猝不及防。
一個犯罪嫌疑人，面對法官卻大聲地反問“我是誰”。這背後必有隱情!為了進一步地核實李志偉的身世，訊問後的第三天，高潔便帶著書記員走訪了李志偉捕前居住地所在的居委會。居委會的答覆證實了李志偉所講的一切。
李志偉的“父親”叫李建業，無業，因盜竊罪現正在監獄服刑。十幾年前，他把李志偉的生母李秋月帶回家時，已經有了李志偉。因為李秋月、李建業兩個人始終沒有登記結婚，小志偉的戶口也就無法申報。不久後，李秋月、李建業二人去廣州做生意，但此後，卻只有李建業一人回到北京，有人曾問起孩子母親的事，李建業說他們倆在廣州時就已經分手了，他也不知道李秋月的下落。從此，再也沒有人見過李秋月。就這樣，李志偉被不明不白地留在了李建業父母的身邊。等到該上小學時，李志偉還沒有戶口，無法入校。按照當時的政策，孩子出生後戶籍隨母，而李志偉的生母李秋月已經下落不明有六年多。為了這事，居委會還專門出了證明，最後好說歹說才幫著把李志偉送進了附近的一所小學。
街坊中有一位姓索的老奶奶，是看著小志偉一點點長大的。她眼含淚花惋惜不已：“作孽呀!要是這孩子在正常的家庭里長大，斷不會走到今天。擱著誰，當父母都不應這樣沒良心。是他們把這個無辜的孩子給害了呀!現在他的爺爺、奶奶也去世了，等這孩子回來後可怎麼生活呢?”
如果拋開犯罪事實，李志偉固然令人同情。然而，在任何一個法治國度里，任何一種罪行都無法因為犯法者的身世而得到赦免。
情與法，高潔始終把握得平若止水
刑罰是必須的，但刑罰不是目的。感化和挽救每一個失足的青少年從此遠離犯罪，這才是一個刑事法官的天職。2001年8月22日，二審裁定下達：駁回李志偉之上訴，維持原判。
案子審結了，但高潔的工作和生活並未恢復到先前的平靜。鑑於李志偉的特殊情況，數月後，她決定約同檢察院、街道辦事處、居委會等相關部門，一起來到看守所對李志偉進行回訪幫教。如此聯繫多個相關部門，專門回訪一個少年犯，這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2002年春節前的一天，當管教幹部呼點李志偉的名字時，李志偉一下子竟愣了半天。自從他進了看守所，每一個會見日，他總是一個人孤獨地呆著——從來沒有人來探望過他。開始時，他對會見日感到的是悲傷，可後來就變得麻木了。
“李志偉!”當管教幹部再次呼點他的姓名時，李志偉才意識到真的是在叫自己。片刻之後，他的臉上才露出一絲的興奮，他問道：“我奶奶好嗎?”
當得知奶奶已經去世之後，李志偉的眼角立刻便流下了兩行清淚，方才的那一絲興奮也霎時蕩然無存。他小聲地囁嚅著：“奶奶死了?奶奶怎麼死了?她死了，以後我連一個親人都沒有了。”
高潔趕緊拍拍李志偉的肩膀，岔開了話題：“李志偉，你不要難過，還有大家呢。”高潔把自己帶來的一個包裹送到了李志偉的懷裡。那裡面，裝著她專門給李志偉買的書籍、挑選的衣物。作為法官，花錢為自己審判過的罪犯買衣服和生活用品，高潔也還是第一次。
那天的回訪很成功，李志偉也當眾表示一定聽管教幹部的話，認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一周之後還認真地給高潔寫了一封信，表達了自己重新做人的決心。
高姐：
您好!您不會介意我這樣稱呼您吧?因為我如果叫您法官，覺得不太合適。叫您高阿姨，您也沒那麼老，還是叫您高姐比較合適，也覺得很親切。
我非常感動，您能在百忙之中來看我。您能來看我，讓我感到您對我的關心，還有政府，也沒有把我遺忘，謝謝您!謝謝你們，謝謝所有關心我的人!……您給我帶來的書籍，真是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看，過得非常充實。這些書，讓我知道了，只有在知識和素質上提高，我自己才會有進步。每次看到書里的那些話，就像是您在和我說話一樣。過去從來沒有人對我這麼好過，也從來沒有人這樣幫助過我。……請您放心，我不會讓您失望的!
信很短，但“姐姐”這一看似平常的稱呼竟一時讓高潔感到無所適從。但法官與罪犯，這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這種關係又意味著什麼?法官對待所有的罪犯都是以法律為準繩，一視同仁，可是罪犯在自己的心中又會怎樣看待審判過自己的法官呢?這些問題，也許很少會有人想過。
此前為李志偉所做的一切，無論是在提訊和開庭時的思想教育，還是後來帶著街道和居委會的幹部去看守所回訪，應該說都在一個法官的職責範圍之內。即使自己花錢給李志偉購買衣物和生活用品，也只是考慮到李志偉的身世與家境，想儘快地幫她完成改造。前前後後，高潔都始終以一個法官身份出現在李志偉的面前。可是這次，李志偉真的給高潔出了一道難題。這一聲看似普通的稱呼，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對法官職責的挑戰——除了審判，你還能給我做些什麼!
反覆揣摩，高潔越發覺得這一聲姐姐，是一個自幼失去家庭溫暖的失足青少年對愛的渴盼，是對親情的渴盼。於是，她回信答應了李志偉，前提是，李志偉必須好好改造，並且從此再也不犯以前的錯誤。
“獻血”，也許是出於一種生命的無奈
“為什麼?”
“我沒有戶口。”
“沒有戶口?你都這麼大了怎麼會沒有戶口呢?你父母沒給你上戶口?”
“我沒有父母。”李志偉一臉木然，出奇地平靜。
高潔一下子就打了個激靈，“那你在公安機關供述，你的父親是李建業，這是怎麼回事?”
“我是一直這麼叫他，但他不是我的親生父親。我的爺爺奶奶也不是親的。”
“那你為什麼在李建業家生活這麼多年?”
“我不知道。”
“那你母親呢?”
“我沒有母親。”
“沒有母親?
“我不知道母親是誰?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從來也沒見過她。”
這樣的回答真是匪夷所思，雖然對於本案的審理並無任何影響，但高潔還是覺得有必要把李志偉的家庭背景搞清楚。李志偉說：“我只聽說我媽媽的名字叫李秋月，但據說她在我一歲多的時候就離家出走。我從小就生長在北京的李建業家，我也一直叫他爸爸，可他從來都不承認我是他的兒子，所以我的戶口也就一直沒在北京報上。到現在，我連自己的身世都不清楚。我是誰?我一直想知道，可是沒有人告訴我。”說完這話，李志偉很痛苦地低下了頭。
憑著多年的審判經驗，直覺告訴高潔，李志偉沒有撒謊。但“我是誰”，短短三個字，仿佛一記敲在心頭的重錘，使高潔猝不及防。
一個犯罪嫌疑人，面對法官卻大聲地反問“我是誰”。這背後必有隱情!為了進一步地核實李志偉的身世，訊問後的第三天，高潔便帶著書記員走訪了李志偉捕前居住地所在的居委會。居委會的答覆證實了李志偉所講的一切。
李志偉的“父親”叫李建業，無業，因盜竊罪現正在監獄服刑。十幾年前，他把李志偉的生母李秋月帶回家時，已經有了李志偉。因為李秋月、李建業兩個人始終沒有登記結婚，小志偉的戶口也就無法申報。不久後，李秋月、李建業二人去廣州做生意，但此後，卻只有李建業一人回到北京，有人曾問起孩子母親的事，李建業說他們倆在廣州時就已經分手了，他也不知道李秋月的下落。從此，再也沒有人見過李秋月。就這樣，李志偉被不明不白地留在了李建業父母的身邊。等到該上小學時，李志偉還沒有戶口，無法入校。按照當時的政策，孩子出生後戶籍隨母，而李志偉的生母李秋月已經下落不明有六年多。為了這事，居委會還專門出了證明，最後好說歹說才幫著把李志偉送進了附近的一所小學。
街坊中有一位姓索的老奶奶，是看著小志偉一點點長大的。她眼含淚花惋惜不已：“作孽呀!要是這孩子在正常的家庭里長大，斷不會走到今天。擱著誰，當父母都不應這樣沒良心。是他們把這個無辜的孩子給害了呀!現在他的爺爺、奶奶也去世了，等這孩子回來後可怎麼生活呢?”
如果拋開犯罪事實，李志偉固然令人同情。然而，在任何一個法治國度里，任何一種罪行都無法因為犯法者的身世而得到赦免。
情與法，高潔始終把握得平若止水
刑罰是必須的，但刑罰不是目的。感化和挽救每一個失足的青少年從此遠離犯罪，這才是一個刑事法官的天職。2001年8月22日，二審裁定下達：駁回李志偉之上訴，維持原判。
案子審結了，但高潔的工作和生活並未恢復到先前的平靜。鑑於李志偉的特殊情況，數月後，她決定約同檢察院、街道辦事處、居委會等相關部門，一起來到看守所對李志偉進行回訪幫教。如此聯繫多個相關部門，專門回訪一個少年犯，這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2002年春節前的一天，當管教幹部呼點李志偉的名字時，李志偉一下子竟愣了半天。自從他進了看守所，每一個會見日，他總是一個人孤獨地呆著——從來沒有人來探望過他。開始時，他對會見日感到的是悲傷，可後來就變得麻木了。
“李志偉!”當管教幹部再次呼點他的姓名時，李志偉才意識到真的是在叫自己。片刻之後，他的臉上才露出一絲的興奮，他問道：“我奶奶好嗎?”
當得知奶奶已經去世之後，李志偉的眼角立刻便流下了兩行清淚，方才的那一絲興奮也霎時蕩然無存。他小聲地囁嚅著：“奶奶死了?奶奶怎麼死了?她死了，以後我連一個親人都沒有了。”
高潔趕緊拍拍李志偉的肩膀，岔開了話題：“李志偉，你不要難過，還有大家呢。”高潔把自己帶來的一個包裹送到了李志偉的懷裡。那裡面，裝著她專門給李志偉買的書籍、挑選的衣物。作為法官，花錢為自己審判過的罪犯買衣服和生活用品，高潔也還是第一次。
那天的回訪很成功，李志偉也當眾表示一定聽管教幹部的話，認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一周之後還認真地給高潔寫了一封信，表達了自己重新做人的決心。
高姐：
您好!您不會介意我這樣稱呼您吧?因為我如果叫您法官，覺得不太合適。叫您高阿姨，您也沒那麼老，還是叫您高姐比較合適，也覺得很親切。
我非常感動，您能在百忙之中來看我。您能來看我，讓我感到您對我的關心，還有政府，也沒有把我遺忘，謝謝您!謝謝你們，謝謝所有關心我的人!……您給我帶來的書籍，真是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看，過得非常充實。這些書，讓我知道了，只有在知識和素質上提高，我自己才會有進步。每次看到書里的那些話，就像是您在和我說話一樣。過去從來沒有人對我這麼好過，也從來沒有人這樣幫助過我。……請您放心，我不會讓您失望的!
信很短，但“姐姐”這一看似平常的稱呼竟一時讓高潔感到無所適從。但法官與罪犯，這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這種關係又意味著什麼?法官對待所有的罪犯都是以法律為準繩，一視同仁，可是罪犯在自己的心中又會怎樣看待審判過自己的法官呢?這些問題，也許很少會有人想過。
此前為李志偉所做的一切，無論是在提訊和開庭時的思想教育，還是後來帶著街道和居委會的幹部去看守所回訪，應該說都在一個法官的職責範圍之內。即使自己花錢給李志偉購買衣物和生活用品，也只是考慮到李志偉的身世與家境，想儘快地幫她完成改造。前前後後，高潔都始終以一個法官身份出現在李志偉的面前。可是這次，李志偉真的給高潔出了一道難題。這一聲看似普通的稱呼，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對法官職責的挑戰——除了審判，你還能給我做些什麼!
反覆揣摩，高潔越發覺得這一聲姐姐，是一個自幼失去家庭溫暖的失足青少年對愛的渴盼，是對親情的渴盼。於是，她回信答應了李志偉，前提是，李志偉必須好好改造，並且從此再也不犯以前的錯誤。
“獻血”，也許是出於一種生命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