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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13日，李志偉刑滿釋放。
那天，考慮到李志偉自由之後將會回到的是一個清冷的家，不再有熱熱的飯菜，也不再有暖暖的床被。即使是想再聽到兩位老人的訓斥和嘮叨，對李志偉來講也只能是奢望。高潔本來是想親自去接李志偉的，但因事先安排好的一個案子要開庭，身為審判長的她無法請假。為此，她專門跑了一趟居委會，對既是居委會主任又是老鄰居的索奶奶說：“等李志偉回來後，一定告訴他跟我聯繫。”高潔把自己的電話號碼留在了居委會。
一個多月後，高潔見到了李志偉。幾句簡單的問候之後，李志偉告訴了高潔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高姐，前幾天我剛好路過新世界商場，見到路邊停著一輛義務獻血車，就過去獻了。也沒別的想法，只是想，過去的二十年，我沒為這個社會做過什麼有益的事，連聽爺爺奶奶的話都很少，這次獻點血，也算是為社會做點貢獻吧，心理上也算是一點補償。”
“不對呀?你不是沒有身份證嗎?沒有身份證，人家怎麼會接受你的獻血呢?”
“是。但當時我是真想獻，出來後我暗下決心要重新開始生活，對工作人員說我出門時忘帶了，但身份證號碼可以留下，他們就同意了。”
“你哪來的身份證號碼?”
“自己編的。”李志偉一邊說著一邊從懷裡拿出了一個紅色的“無償獻血證”。看著那個小紅本，再看看眼前這張身體本就單薄、營養狀況不好而清瘦的臉，高潔對著李志偉笑了。可一瞬間寬慰的笑容之後，在高潔的心裡又感到一絲酸楚。
當她聽說李志偉還沒有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時，高潔安慰他：“別著急，慢慢來。我也幫你想想辦法。”
說也湊巧，高潔的一位朋友開了一家餐館，本來不缺人手，但念及是多年的朋友，就答應了高潔。幾天之後，李志偉上班了。
就在那家餐館，李志偉幹得非常賣力，老闆他很賞識。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老闆問他與高潔法官到底是什麼關係。李志偉只好道出了實情。這一說不打緊，老闆就急了，馬上打電話給高潔證實。
老闆對高潔說：“咱們認識多年了，是朋友，這沒的說。可你真不該把他介紹到這裡來。說實話，我也挺喜歡這孩子，能吃苦，肯幹活。可你想想，我們幹這行的，天天這個來查，那個來查的，他不但進去過，到現在連個身份證都沒有，一旦讓查出來，你說我……”
沒等老闆把話說完，高潔一下子便明白了：“既然話說到這份上，我也明白了你的意思。我今天就把他領走，但我還是要謝謝你。”
“作為朋友我知道你是出於好心，可你當法官的，應該知道管這種事，可能會給自己添麻煩的。”朋友好言相勸。
高潔笑了笑：“你說的是有道理，可像他這樣，如果連法官都不管，他還會去找誰呀?”
“找他父母呀!”
“能找著不就好了嗎?孩子是曾犯過錯，可是誰能說他一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帶著錯來的呢?他現在真是沒人疼沒人愛呀。”
李志偉本來對生活充滿了信心，沒想到這又一盆冷水幾乎將他澆了個透心涼。那天，高潔對他苦苦相勸了大半天，讓他暫時先穩定下來，至於工作的事，再想辦法。一邊這麼勸著，高潔已經意識到，李志偉現在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戶口問題，沒有身份證，以後的路將會越來越難走。
之後，李志偉自己也找過幾份工作，也曾到許多單位應聘過，但試用期一過，別人都留下了，唯獨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解除合同。原因只有一個：他沒有戶口，沒有身份證，對一個身份不明的人，誰都怕出事。
那段時間，因為打零工，李志偉手裡攢了一點錢，他本想存到銀行里，可沒有身份證，人家根本就不給開戶。他只好用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的身份證去開戶存錢解決問題。這是個沒有辦法的辦法，現實的無奈，讓這個活到二十多歲了，卻還沒有身份的年輕人採用這樣的無奈之舉，來為自己存攢積蓄。
屋漏偏遇連陰雨，就在這個當口，李建業與李志偉“父子倆”的關係也走到了盡頭。多年來，李建業當初沒把李志偉趕出門去，原因在於兩位老人不捨得李志偉，而如今老人均已下世，不久後，李建業把父母留下的兩間房子賣掉走了，李志偉從此也就真正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
沒有住處，沒有收入，又找不到工作，為了生存，李志偉曾在極度艱難時想到了賣血。可這次，因為他提供的身份證號不存在，血站拒絕采他的血。
這件事對李志偉的打擊甚至比辭退他還要令他痛苦得多。他打電話給高潔：“高姐，你說為什麼我無償獻血的時候就沒人管我身份證號是真是假，可我生活無著，又不願再做壞事，想賣血的時候就有人管了?我連賣血餬口的路都走不通呀!”手握聽筒，高潔的心感到戰慄!但除了安慰，她也一時說不出該怎麼勸說他才好。
就在李志偉被餐館辭退以後，高潔就著手幫助李志偉解決戶口，打電話向有關部門諮詢，專門與居委會、民政局和派出所的同事進行商議，但得到的答覆難盡人意。派出所也有苦衷：“我們沒有過這種先例。關於戶口，法律上有嚴格的規定，是可以隨父，也可以隨母，但他的父親不承認他們的父子關係，只有找著他的親生母親，他的戶口才能解決。”
人海茫茫，要找一個二十多年都沒有音訊的人，談何容易?
已經別無選擇的李志偉，只好找到李建業：“你既然不承認我們是父子關係，那你必須告訴我，我究竟是誰的兒子?當初是你和我媽一起去的廣州，你說她離開了你，那她到底去了哪裡?”
直到此時，李建業才告訴李志偉生身父母的情況，原來，李志偉的母親李秋月出生在北京的海淀區，但因為“文革”期間家庭受到衝擊，李秋月和姐姐隨著父親被遣送回原籍河北定州。但李秋月經常回北京，與在北京的男同學趙某見面。1980年10月李秋月與趙某發生性關係後，李秋月懷孕。此後李秋月與李建業相識，1981年7月4日，到了臨產階段的李秋月在李建業的幫助下被送到北京市婦產醫院，產下了李志偉。之後，李建業把李秋月和李志偉從醫院接出後送到了定州。後來李秋月和李建業確立戀愛關係，就把李志偉寄養在李建業父母家後，兩人去了廣州做生意。後發生口角，她賭氣離我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根據李建業所述，李志偉找到了北京市婦產醫院。在那裡，他查到了自己的出生證明，但其他情況均已無可考證。
追尋一個普通生命的源頭
根據李建業提供的河北定州的線索，2005年年底，高潔與李志偉一道趕赴河北定州，希望能從李秋月的老家得到關於她的消息。
通過定州市公安局，高潔和李志偉很快找到了李秋月的姐姐李月華，李月華現在定州市一個菜市場販菜謀生，聞聽是了解關於她妹妹李秋月的，話沒開口便已泣不成聲。她說：“我們家真的是受文革的害太深了，要不是文革，秋月也不會走這條路。秋月自小心氣就高，我們又都生在北京長在北京，她哪裡甘心回老家種地當農民?那幾年，父母相繼去世，誰都顧不上管她，她也整天沒在家裡待過，坐火車到處流浪。那一年，她突然從北京回來，就帶著這麼個孩子回來，可還沒有等家人把這件事問清楚呢，她又走了。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
那天，考慮到李志偉自由之後將會回到的是一個清冷的家，不再有熱熱的飯菜，也不再有暖暖的床被。即使是想再聽到兩位老人的訓斥和嘮叨，對李志偉來講也只能是奢望。高潔本來是想親自去接李志偉的，但因事先安排好的一個案子要開庭，身為審判長的她無法請假。為此，她專門跑了一趟居委會，對既是居委會主任又是老鄰居的索奶奶說：“等李志偉回來後，一定告訴他跟我聯繫。”高潔把自己的電話號碼留在了居委會。
一個多月後，高潔見到了李志偉。幾句簡單的問候之後，李志偉告訴了高潔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高姐，前幾天我剛好路過新世界商場，見到路邊停著一輛義務獻血車，就過去獻了。也沒別的想法，只是想，過去的二十年，我沒為這個社會做過什麼有益的事，連聽爺爺奶奶的話都很少，這次獻點血，也算是為社會做點貢獻吧，心理上也算是一點補償。”
“不對呀?你不是沒有身份證嗎?沒有身份證，人家怎麼會接受你的獻血呢?”
“是。但當時我是真想獻，出來後我暗下決心要重新開始生活，對工作人員說我出門時忘帶了，但身份證號碼可以留下，他們就同意了。”
“你哪來的身份證號碼?”
“自己編的。”李志偉一邊說著一邊從懷裡拿出了一個紅色的“無償獻血證”。看著那個小紅本，再看看眼前這張身體本就單薄、營養狀況不好而清瘦的臉，高潔對著李志偉笑了。可一瞬間寬慰的笑容之後，在高潔的心裡又感到一絲酸楚。
當她聽說李志偉還沒有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時，高潔安慰他：“別著急，慢慢來。我也幫你想想辦法。”
說也湊巧，高潔的一位朋友開了一家餐館，本來不缺人手，但念及是多年的朋友，就答應了高潔。幾天之後，李志偉上班了。
就在那家餐館，李志偉幹得非常賣力，老闆他很賞識。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老闆問他與高潔法官到底是什麼關係。李志偉只好道出了實情。這一說不打緊，老闆就急了，馬上打電話給高潔證實。
老闆對高潔說：“咱們認識多年了，是朋友，這沒的說。可你真不該把他介紹到這裡來。說實話，我也挺喜歡這孩子，能吃苦，肯幹活。可你想想，我們幹這行的，天天這個來查，那個來查的，他不但進去過，到現在連個身份證都沒有，一旦讓查出來，你說我……”
沒等老闆把話說完，高潔一下子便明白了：“既然話說到這份上，我也明白了你的意思。我今天就把他領走，但我還是要謝謝你。”
“作為朋友我知道你是出於好心，可你當法官的，應該知道管這種事，可能會給自己添麻煩的。”朋友好言相勸。
高潔笑了笑：“你說的是有道理，可像他這樣，如果連法官都不管，他還會去找誰呀?”
“找他父母呀!”
“能找著不就好了嗎?孩子是曾犯過錯，可是誰能說他一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帶著錯來的呢?他現在真是沒人疼沒人愛呀。”
李志偉本來對生活充滿了信心，沒想到這又一盆冷水幾乎將他澆了個透心涼。那天，高潔對他苦苦相勸了大半天，讓他暫時先穩定下來，至於工作的事，再想辦法。一邊這麼勸著，高潔已經意識到，李志偉現在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戶口問題，沒有身份證，以後的路將會越來越難走。
之後，李志偉自己也找過幾份工作，也曾到許多單位應聘過，但試用期一過，別人都留下了，唯獨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解除合同。原因只有一個：他沒有戶口，沒有身份證，對一個身份不明的人，誰都怕出事。
那段時間，因為打零工，李志偉手裡攢了一點錢，他本想存到銀行里，可沒有身份證，人家根本就不給開戶。他只好用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的身份證去開戶存錢解決問題。這是個沒有辦法的辦法，現實的無奈，讓這個活到二十多歲了，卻還沒有身份的年輕人採用這樣的無奈之舉，來為自己存攢積蓄。
屋漏偏遇連陰雨，就在這個當口，李建業與李志偉“父子倆”的關係也走到了盡頭。多年來，李建業當初沒把李志偉趕出門去，原因在於兩位老人不捨得李志偉，而如今老人均已下世，不久後，李建業把父母留下的兩間房子賣掉走了，李志偉從此也就真正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
沒有住處，沒有收入，又找不到工作，為了生存，李志偉曾在極度艱難時想到了賣血。可這次，因為他提供的身份證號不存在，血站拒絕采他的血。
這件事對李志偉的打擊甚至比辭退他還要令他痛苦得多。他打電話給高潔：“高姐，你說為什麼我無償獻血的時候就沒人管我身份證號是真是假，可我生活無著，又不願再做壞事，想賣血的時候就有人管了?我連賣血餬口的路都走不通呀!”手握聽筒，高潔的心感到戰慄!但除了安慰，她也一時說不出該怎麼勸說他才好。
就在李志偉被餐館辭退以後，高潔就著手幫助李志偉解決戶口，打電話向有關部門諮詢，專門與居委會、民政局和派出所的同事進行商議，但得到的答覆難盡人意。派出所也有苦衷：“我們沒有過這種先例。關於戶口，法律上有嚴格的規定，是可以隨父，也可以隨母，但他的父親不承認他們的父子關係，只有找著他的親生母親，他的戶口才能解決。”
人海茫茫，要找一個二十多年都沒有音訊的人，談何容易?
已經別無選擇的李志偉，只好找到李建業：“你既然不承認我們是父子關係，那你必須告訴我，我究竟是誰的兒子?當初是你和我媽一起去的廣州，你說她離開了你，那她到底去了哪裡?”
直到此時，李建業才告訴李志偉生身父母的情況，原來，李志偉的母親李秋月出生在北京的海淀區，但因為“文革”期間家庭受到衝擊，李秋月和姐姐隨著父親被遣送回原籍河北定州。但李秋月經常回北京，與在北京的男同學趙某見面。1980年10月李秋月與趙某發生性關係後，李秋月懷孕。此後李秋月與李建業相識，1981年7月4日，到了臨產階段的李秋月在李建業的幫助下被送到北京市婦產醫院，產下了李志偉。之後，李建業把李秋月和李志偉從醫院接出後送到了定州。後來李秋月和李建業確立戀愛關係，就把李志偉寄養在李建業父母家後，兩人去了廣州做生意。後發生口角，她賭氣離我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根據李建業所述，李志偉找到了北京市婦產醫院。在那裡，他查到了自己的出生證明，但其他情況均已無可考證。
追尋一個普通生命的源頭
根據李建業提供的河北定州的線索，2005年年底，高潔與李志偉一道趕赴河北定州，希望能從李秋月的老家得到關於她的消息。
通過定州市公安局，高潔和李志偉很快找到了李秋月的姐姐李月華，李月華現在定州市一個菜市場販菜謀生，聞聽是了解關於她妹妹李秋月的，話沒開口便已泣不成聲。她說：“我們家真的是受文革的害太深了，要不是文革，秋月也不會走這條路。秋月自小心氣就高，我們又都生在北京長在北京，她哪裡甘心回老家種地當農民?那幾年，父母相繼去世，誰都顧不上管她，她也整天沒在家裡待過，坐火車到處流浪。那一年，她突然從北京回來，就帶著這麼個孩子回來，可還沒有等家人把這件事問清楚呢，她又走了。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