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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講究策略，懂得必要的妥協，走迂迴的路，做到有勇有謀。有這樣一件事：一批山西的年輕的木刻藝術家成立了“榴花社”，希望得到魯迅的指導;魯迅給他們提供的意見是——
新文藝之在太原，還在開墾時代，作品似以淺顯為宜，也不要激烈，這是必須察看環境和時候的。別處不明情形，或者要評為灰色也難說，但可以置之不理，萬勿貪一種虛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戰鬥當首先守住營壘，若專一衝鋒，而反遭覆滅，乃無謀之勇，非真勇也。〔28〕
魯迅的話，也說得非常“淺顯”而實在，但背後卻有慘痛的歷史教訓：中國這個民族，要麼不思反抗，總是得過且過;但一旦逼上“梁山”，又容易趨於極端，“專一衝鋒，而反遭覆滅”，這樣的歷史是不能再重演了。
三
“五卅”運動中，有一個口號：“到民間去”，引起了魯迅的注意與深思。
魯迅是理解這樣做的必要的，因為他深知青年學生“他們所能做的，也無非是演講，遊行，宣傳之類，正如火花一樣，在民眾的心頭點火，引起他們的光焰來，使國勢有一點轉機”。〔29〕而在魯迅看來，促進民眾的覺醒，以及中國基層社會的變革，正是中國的改革事業的基礎性的工作。對此，他在20世紀30年代所寫的一篇題為《習慣與改革》的文章里，有更清楚的闡述——
多數的力量是偉大，要緊的，有志於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干，僅止於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嘆賞，得些自己滿足。
倘不深入民眾的大層中，於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於存於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則無論怎樣的改革，都將為習慣的岩石所壓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時。〔30〕
在同一時期的一篇演講里，魯迅也向大學生發出這樣的忠告：“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問題，或地球以外的問題，社會上實際問題也要注意些才好。”——他說，這樣的“平常話”也是“在死了許多性命之後”才知道的。〔31〕
也就是說，無論從中國的改革的全局，還是從青年自身的健全發展，魯迅都是鼓勵青年“到民間去”，關注社會的實際問題的。
但魯迅提醒年輕人：真實的民間與想像中的“我們的‘民間’”是不一樣的;“單獨到民間時，自己的力量和心情，較之在北京一同大叫這一個標語時”也是不一樣的。而“將這經歷牢牢記住”，“就許有若干人要沉默，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會在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32〕——這提醒無疑是重要的：只有打破在城市裡、從書本中形成的對中國民間的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在“苦痛的沉默”中獲得正視現實“黑暗的勇猛和毅力”，〔33〕才會有“新的生命”與新的希望。
魯迅還提醒“到民間去”的年輕人：要正確地認識和對待民間蘊蓄得“已經夠多”的“怨憤”情緒。這“自然是受強者的蹂躪所致”，其正義性與應該給予同情，都是毋庸懷疑的;但魯迅深知中國國民性的弱點，所以他同時又憂慮著怨憤沒有導致“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泄”，他說：“卑怯的人，即使有萬丈的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燒掉甚麼呢?”而“歷史指示我們，遭殃的不是什麼敵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孫。那結果，是反為敵人先驅”。魯迅因此對“點火的青年”提出希望——
對於群眾，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啟發明白的理性;而且還得偏重於勇氣和理性，從此繼續地訓練許多年。這聲音，自然斷乎不及大叫宣戰殺賊的大而閎，但我以為卻是更緊要而更艱難偉大的工作。
總之，我以為國民倘沒有智，沒有勇，而單靠一種所謂“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現在，應該更進而著手於較為堅實的工作了。〔34〕
這也是“用極大的犧牲”換來的“歷史教訓”。〔35〕
四
魯迅還號召年輕人要甘於當“泥土”。
這是他在“五四”以後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校友會上的一篇演講中提出的。〔36〕——我曾經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如果將“五四”以後，胡適對青年學生的演講與魯迅的演講做一番比較，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胡適在1920、1921連續兩年在北京大學開學典禮上演講，一再表示：“我不希望北大來做那淺薄的‘普及’運動，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齊用全力向‘提高’這方面做功夫。要創造文化、學術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37〕“必須造成像軍閥、財閥一樣的可怕的有用的勢力，能在人民的思想上發生巨大的影響”，“要造成有實力的為中國造歷史，為文化開新紀元的學閥，這才是我們理想的目的”。〔38〕這裡貫穿著胡適的“精英教育”思想，他顯然要引導青年學生去做對國家、人民負有指導責任的、“為中國造歷史，為文化開新紀元的學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