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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
在我看來，魯迅與青年的關係中，所體現的就是這樣一種精神。
當然，“魯迅與青年們”這個題目下的文章，是應該由本書的讀者自己來做的。這一講的主要任務，是和今天的年輕讀者一起來聆聽魯迅對他那個時代的青年人所說的話。
一
我們先一起來讀兩篇文章：收入《華蓋集》的《導師》〔3〕與收入《三閒集》的《魯迅譯著書目》〔4〕。
《導師》一開頭即對“青年”做了具體分析：“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進的。”這裡，列舉了各種類型的青年，我以為是一個事實陳述，並不含價值判斷;只是有一點區別：大概睡著、昏著、躺著、玩著的青年與魯迅沒有多大關係，或者說，他們對魯迅並無興趣，魯迅也擔心如果真把他們喚醒了，又指不出路，反而害了他們。〔5〕因此，我們講“魯迅與青年”主要是討論魯迅與“醒著的”“要前進”的青年的關係;我曾經說過，“在中國，凡是願意、並正在思考的人，尤其是他們中間的年輕人，只要他們又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大概是中學和中學以上程度)，他們一有機會讀魯迅原著，就會對他產生興趣，並在不同程度上理解魯迅”，〔6〕講的也就是這個意思。
但魯迅說，這樣的“要前進的青年大抵想尋求一個導師”。這是真的，許多年輕人對魯迅有興趣，大概也是將他視為“導師”。而且這還似乎是“五四”以及“五四”以後的長時間內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個“傳統”：很多知識分子都熱衷於充當青年人的“導師”。比如胡適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認為知識分子，特別是像他這樣的精英，是負有“指導”國家、社會的歷史重任的，這其實就是充當中國傳統的“國師”、“王者師”;自然也就理所當然地要做青年人的“導師”。魯迅在下文批評說，有些“導師”“怎樣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就很有可能是包括胡適在內的——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就指出胡適當年大喊：“干，干，干!”(見其《四烈士冢上的沒字碑歌》)，現在又說“救國必先求學”，號召青年“進研究室”，這也是“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作為個人這樣變本也不妨，到一旦自命“導師”，要“指導青年”，年輕人就麻煩了：當年倘真的買了手槍“干”起來，現在又得“深悔前非”，豈不成了“傻子”?〔7〕魯迅在《導師》里所要說的，也是這個意思：“導師”並不可靠，“凡自以為識路者”，其實是“灰色可掬”，“老態可掬”，“圓穩而已”，哪裡識什麼路?這是一個極簡單的道理：“假如真識路，自己就早進向他的目標，何至於還在做導師”。——魯迅倒是經常公開承認：“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麼走”，“至今有時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8〕“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途，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命的罪孽”。〔9〕因此，魯迅說：“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10〕
為避免誤解，魯迅又說：“我並非敢將這些人一切抹殺;和他們隨便談談，是可以的。說話的也不過能說話，弄筆的也不過能弄筆;別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則是自己錯。”這裡，說的也是大白話：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知識分子，不過是“能說話”、“能動筆”而已，希望他們(或者他們希望自己)充當指路的“導師”，就等於要他們去“打拳”。因此，覺醒的青年要尋導師(包括以魯迅自己為導師)是“永遠尋不到”，而且是“自己錯”了，本身就是沒有完全覺醒的表現。
而且魯迅還要說一句“煞風景”的話：“自己也未必可靠的”;更徹底地說：“或者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較為可靠罷。”——這是典型的魯迅的思想：要打破一切神話(把某些人當作“導師”本身就是一個自欺欺人的“神話”)，也包括自我的“神話”，這樣才能真正地正視現實，永遠保持不斷尋求、探索的狀態，有了這樣的覺醒，才是真正“可靠”的。
這就引出了最後的結論——
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麼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麼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聯合起來”，自己尋路，開闢新路;而不要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他人，對“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尤其要保持警惕。——這就是魯迅給年輕人的最重要的告誡。
拒絕充當“導師”。——這也是魯迅與青年關係的一個基本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