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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讀中國人辦的報紙，是很容易“胡塗”的，如果過於較真，凡事喜歡想，還要追問，就更“胡塗”。比如，魯迅在1932年10月31日的《大晚報》上讀到一條題為《鄉民二度興風作浪》的報導，就胡塗起來，一直到第二年的2月3日還沒有想明白，只得寫成篇雜文，捎帶發表一點感想。引起疑惑的是這樣一段文字——
陳友亮見官方軍警中，有攜手槍之劉金髮，竟欲奪劉之手槍，當被子彈出膛，飲彈而斃，警察隊亦開空槍一排，鄉民始後退。……
魯迅感到詫異和“古怪”的是：“子彈竟被寫得好像活物，會自己飛出膛來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不通了。必須將上文改作‘當被擊斃’，才妥。倘要保存上文，則將末兩句改為‘警察隊空槍亦一齊發聲，鄉民始後退’，這才銖兩悉稱，和軍警都毫無關係。——雖然文理總未免有點希奇。”
顯然，這裡的文句的“不通”，不是“作者本來就沒有通”，而是魯迅所說的“本可以通，而因了種種關係，不敢通，或不願通的”。——為什麼“不敢通”或“不願通”?魯迅沒有說破，但讀者心裡明白：明明是“官方軍警”開槍打死了鄉民，卻要掩蓋這一血腥的事實，甚至歸罪於鄉民，於是就出現了這“不通”的文句。
魯迅“即小見大”，〔29〕注意到“現在，這樣的希奇文章，常常在刊物上出現”，這就反映了中國言論的一個根本問題：作者連通順地表達自己的權利都沒有，經常陷入“‘不准通’，因而就‘不敢通’”的尷尬。而魯迅還要追問：中國的作者面對這樣的言論不自由的狀況所採取的態度。他說：“頭等聰明人不談這些，就成了‘為藝術的藝術’家;次等聰明人竭力用種種法，來粉飾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義文學者’，但兩者是都屬於自己‘不願通’，即‘不肯通’這一類里的。”〔30〕——從“不准通”到“不敢通”，再到“不願通”、“不肯通”，這“不通兩種”其實是有被動“不通”的“奴隸”與主動“不通”的“奴才”的區別的。〔31〕魯迅就這樣從報上一條“不通”的新聞里，不僅讀出了“官方”的專制導致的新聞不自由，更讀出了一些知識分子中的“聰明人”的奴才本性：這真可謂別具“毒”眼了。
魯迅另一篇雜文《文學上的折扣》〔32〕，也是教我們如何讀報紙上的文章的。仍然從一件小事說起：“凡我所遇見的研究中國文學的外國人中，往往不滿於中國文章的誇大。”魯迅批評由此而大發議論：“這真是雖然研究中國文學，恐怕到死也還不會懂得中國文學的外國人”，而我們中國人早已熟悉了這樣的誇大，懂得在聽中國文人之言或觀其文時，是萬萬不可輕信，而先要“打折扣”的。“譬如說罷，稱讚貴相是‘兩耳垂肩’，這時我們便至少將他打一個對摺，覺得比通常也許大一點，可是決不相信他的耳朵像豬玀一樣。說愁是‘白髮三千丈’，這時我們便至少將他打一個二萬扣，以為也許有七八尺，但決不相信它會盤在頂上像一個大草囤。”以這樣的“打折扣法”來讀報上的文章，魯迅提醒我們，要特別注意兩類文字，因此，要有相應的兩種讀法，一是故意地縮小、隱瞞，讀的時候就要“將少的增多，無的化有”，因此，“刊物上登載一篇儼乎其然的像煞有介事的文章，我們就知道字裡行間還有看不見的鬼把戲”;另一類是故意地誇大，虛張聲勢，讀的時候就要“將有的化無”，假如有一天報上連篇累牘地大談“什麼‘枕戈待旦’呀，‘臥薪嘗膽’呀，‘盡忠報國’呀”，那麼，你千萬不要以為真要有什麼愛國的壯舉，而只能將它“看成白紙”，不過是說說空話，什麼都不會有的。
魯迅的思考由此又伸向歷史文化的深處，追根溯源：“《頌》詩早已拍馬，《春秋》已經隱瞞，戰國時談士蜂起，不是以危言聳聽，就是以美詞動聽，於是誇大，裝腔，撒謊，層出不窮。現在的文人雖然改著了洋服，而骨髓里卻還埋著老祖宗，所以必須取消或折扣，這才顯出幾分真實。”也就是說，報刊上的隱瞞與誇大，也是傳統與現代的一種惡性嫁接，要從報上讀出真實，確實不容易。
《文學上的折扣》一文結尾談到了“對天立誓”，又使我們想起了《偽自由書》里的另一篇妙文：《賭咒》。〔33〕文章很短，一開始就進入正題：“‘天誅地滅，男盜女娼’——是中國人賭咒的經典”，“現在的宣誓，‘誓殺敵，誓死抵抗，誓……’似乎不用這種成語了”。——前者是中國的市井語言，流氓腔十足;後者卻是在中國的報刊上或某些冠冕堂皇的場合經常看到或聽到的。現在魯迅又把他們牽連起來了。魯迅首先對傳統的賭咒做了現代的解析，指出這些人是“明知道天不見得來誅他，地也不見得來滅他”才發此毒咒的，“總之是信不得”，還是在做戲;而“男盜和女娼，那非但無害，而且有益：男盜——可以多刮幾層地皮，女娼——可以多弄幾個‘裙帶官兒’的位置”。——這些事兒，本來是誰都這麼做卻是不便、不肯、不願說破的，魯迅一語戳通，就自然成了“惡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