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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結尾卻出人意料：“但‘吃白相飯’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為他還直直落落的告訴人們說，‘吃白相飯的!’”——這就是說，現實生活中，還有“做而不說”或“做而不承認”或打著相反旗號，自稱“正人君子”的“吃白相飯”者。和這些遮遮掩掩、瞞和騙的流氓相比，“直直落落的”“吃白相飯”朋友，還是“可敬”的。對後者魯迅還願意寫文章來談論他們，前者就根本不屑於談及。魯迅有言：“世間實在還有寫不進小說里的人”，雜文大概也是如此：“譬如畫家，他畫蛇，畫鱷魚，畫龜，畫果子殼，畫字紙簍，畫垃圾堆，但沒有誰畫毛毛蟲，畫癩頭瘡，畫鼻涕，畫大便，就是一樣的道理。”〔20〕
我們跟隨魯迅在上海街頭已經閒逛很久了，但還有“一景”是不可不看的，即“變戲法”。魯迅說他是“常常看”的，而且“愛看”，而且愛想，愛寫，單是雜文就寫了兩篇，對照起來讀，看同一現象怎樣引發出魯迅的多種聯想，是很有意思的。一篇就叫《看變戲法》，〔21〕魯迅關注的是走江湖的變戲法者，“為了斂錢，一定要有兩種必要的東西：一隻黑熊，一個小孩子”，但“訓練”的方法與內容不一樣，對黑熊，是“打”和“餓”，逼它表演，不惜虐待至死;對小孩，卻訓練他如何假裝痛苦，和大人“串通”一氣騙觀眾的錢。魯迅說：“每當收場，我一面走，一面想：兩種生財傢伙，一種是要被虐待至死的，再尋幼小的來;一種是大了之後，另尋一個小孩子和一隻小熊，仍舊來變照樣的戲法。”在魯迅看來，“事情真是簡單得很，想一下，就好像令人索然無味”;但掩不住的是背後的沉重：“虐待至死”固然是殘酷的，而將這樣的“戲法”一代代地傳下去，卻是更為可怕的——而魯迅的隱憂自然不只是限於街頭的“變戲法”，但他沒有明說，要我們讀者去想。結尾一句：“此外叫我看什麼呢，諸君?”更是逼我們深長思之。
另一篇更幾乎全是白描：猴子如何“戴上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槍”;“已經餓得皮包骨頭的狗熊”怎樣“玩一些把戲”，“末後是向大家要錢”。又如何“將一塊石頭放在空盒子裡，用手巾左蓋右蓋，變出一隻白鴿來”，又怎樣“裝腔作勢的不肯變了”，最後還是“要錢”……。“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Huazaa!Huazaa!”〔22〕變戲法的又“裝出撒錢的手勢，嚴肅而悲哀的說”。“果然有許多人Huazaa了。待到數目和預料的差不多，他們就檢起錢來，收拾傢伙，死孩子也自己爬起來，一同走掉了”，“看客們也就呆頭呆腦的走散”，“這空地上，暫時是沉寂了。過了些時，就又來這一套。俗語說，‘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其實是許多年間，總是這一套，也總有人看，總有人Huazaa……”。——寫到這裡，都是小說家的街頭速寫;到結尾處才顯出雜文筆法：“到這裡我才記得寫錯了題目”，讀者回過頭來看題目：《現代史》，〔23〕這才恍然大悟：作者寫的是一篇現代寓言，再重讀前面的種種描寫，就讀出了背後的種種隱喻，並聯想起現代史上的種種事情來。這是典型的魯迅式的“荒謬聯想”：騙人的“變戲法”與莊嚴的“現代史”，一邊是最被人瞧不上的遊戲場所，一邊是神聖的歷史殿堂，兩者風馬牛不相及，卻被魯迅妙筆牽連，拉在一起，成了一篇奇文。粗粗一讀，覺得荒唐，仔細想想，卻不能不承認其觀察的深刻：魯迅在外在的“形”的大不同中發現了內在的“神似”，這裡確實有魯迅對現代中國歷史的獨特體認。
我們終於可以跟隨魯迅進入著名的“夜上海”：這是《准風月談》的首篇《夜頌》，一篇《野草》式的散文，融入了魯迅所獨有的上海都市體驗。
首先提出的是“愛夜的人”的概念。我們可以把這看做是魯迅的自我命名。這不僅是因為他喜歡並習慣於夜間寫作，更因為他正是與“夜”緊密連結在一起的“孤獨者”、“有閒者”——不是早就有人把他打入“有閒階級”嗎?“不能戰鬥者”——“戰士”的美名已被某些人壟斷，魯迅哪裡敢言“戰鬥”?“怕光明者”——魯迅早已拒絕了被許多人說得天花亂墜的“光明”。
於是，他愛夜。因為只有在“夜”這個“造化所織的幽玄的大衣”的“普覆”下，才感到“溫暖，安心”。因為只有在“夜”里才“不知不覺的自己漸漸脫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條條地裹在這無邊無際的黑絮似的大塊里”。——魯迅早在《影的告別》里就說過，他“願意只是黑暗”，“我獨自遠行，不但沒有你，並且再沒有別的影在黑暗裡。只有我被黑暗沉沒，那世界全屬於我自己”。〔24〕魯迅是屬於夜的，夜的黑暗也只屬於他，“赤條條地裹在這無邊無際的黑絮似的大塊里”，魯迅感到分外的自由、自在與自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