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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族的外部危機，魯迅又聯想起在民族內部也即“我們這些‘靶子’”們“互相推舉起來”又是怎樣稱呼的：魯迅說，上海灘上“相罵”時彼此的“賜諡”是：“曲辮子”(即鄉愚)、“阿木林”(即傻子)，還有“壽頭碼子”，就“已經是‘豬’的隱語”;“若夫現在，則只要被他認為對於他不大恭順，他便圓睜了綻著紅筋的兩眼，擠尖喉嚨，和口角的白沫同時噴出兩個字來道：豬玀!”——依然是不把別人當作人!〔15〕
這裡還表現了魯迅對街頭流行的民間方言、土語的敏感：他看到了背後的一個時代的文化、心理，以至社會關係。
這裡還有一篇妙文：《“揩油”》。〔16〕這也是人們司空見慣的：電車上的賣票人經常“付錢而不給票”，這種行為而且還有一種說法，叫做“揩油”。且看魯迅的觀察與描寫：“純熟之後，他一面留心著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著突來的查票，眼光都練得像老鼠和老鷹的混合物一樣。”——如此傳神的外形刻畫與心理揭示，就是我們前面說過的小說家筆法。人們經常為魯迅後來不寫或少寫小說而感到遺憾，魯迅雜文中其實有許多這樣的小說的“片斷”，輯錄下來是非常有意思的：不過這已是題外話。
而魯迅並不停留在外部的觀察與描寫上，他要追索這現象背後更深層次的東西，這又顯示了思想家的特色。於是，就引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話題：“揩油，是說明著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而魯迅的剖析則極為透徹：“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錢’，因為這是一種秘密;但也不是偷竊，因為在原則上，所取的實在是微乎其微。因此也不能說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謂之‘舞弊’罷。然而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闊人，洋商的東西，而且所取又不過一點點，恰如從油水汪洋的處所，揩了一下，於人無損，於揩者卻有益的，並且也不失為損富濟貧的正道。”——“微乎其微”，正是我們在第十二講討論過的“僅因目前的極小的自利”的奴才的破壞;〔17〕而“光明正大”，則是因為“揩的是洋商的油”，且打著“損富濟貧”的旗幟，因此，明知是揩油，也是不可索取的，“一索取，就變成幫助洋商了”。
但還有另一面：“如果三等客中有時偶缺一個銅元，你卻只好在目的地以前下車，這時他就不肯通融，變成洋商的忠僕了。”——這是極其重要的一筆：“忠僕”才是奴才的本質，無論怎樣“揩”洋主子的“油”，也不會改變其“忠”于洋主子的本性：在現代中國都市的新的等級結構里，奴才是始終忠於他充當洋主子的警犬的職責的。
於是，魯迅談到了上海灘上的“巡捕，門丁，西崽之類”，這是中國都市文明中的新類型：一面似乎是“憎惡洋鬼子的，他們多是愛國主義者”，另一面“也像洋鬼子一樣，看不起中國人，棍棒和拳頭和輕蔑的眼光，專注在中國人的身上”，這就是我們在第十三講里說到的“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的“現在洋場上的西崽相”。〔18〕
而且魯迅預言，這樣的西崽式的“揩油”將在中國“更加展開”，“這品格將變成高尚，這行為將認為正當，這將算是國民的本領，和對帝國主義的復仇”。而且還有更嚴厲的判斷：“其實，所謂‘高等華人’也者，也何嘗逃得出這摸子”——“高等華人”也是“西崽”。
“揩油”這一話題開掘到這裡，已經相當深入。但魯迅卻又把文章拉回到作為討論引發點的“賣票人”那裡，而且做了這樣一番必要的補充：“但是，也如‘吃白相飯’朋友那樣，賣票人是還有他的道德的。倘被查票人查出他收錢而不給票來了，他就默然認罰，決不說沒有收過錢，將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這就是所謂“盜也有道”，是自有一個底線的;如果連這樣的道德底線也輕易越過了，那將是怎樣一個狀況，魯迅沒有明說，但也許這一暗示更加驚心動魄。
魯迅這裡提到了“吃白相飯”朋友;在此之前，他寫過一篇雜文，題目就叫：《“吃白相飯”》。〔19〕這也是從討論上海的方言入手的：“要將上海的所謂‘白相’，改作普通話，只好是‘玩耍’;至於‘吃白相飯’，那恐怕還是用文言譯作‘不務正業，遊蕩為生’，對於外鄉人可以比較的明白些。”然後，魯迅開始追問：“遊蕩可以為生，這很奇怪的”;而且“在上海(還)是這麼一種光明正大的職業”——這也很“奇怪”。那麼，這樣的“吃白相飯”“職業”，其特點，或者說“功績”是什麼呢?魯迅歸納為“三段”：一“欺騙”二“威壓”三“溜走”——十足的流氓而已。問題是，“有這樣的職業，明明白白，然而人們是不以為奇的”——這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奇怪”。問題還在於：“‘白相’可以吃飯，勞動的自然就要餓肚”——這樣一種反向的思考正是魯迅的特點，是一般人所難以想到的。這本身又是一種“奇怪”：如此“明明白白，然而人們也不以為奇”。這樣從“吃白相飯”本身及人們見怪不怪的態度這兩方面反覆質疑，就將“吃白相飯”的流氓與上海灘的內在聯繫揭示得十分深刻：它是附著於上海都市文明社會的一個毒瘤，而且是不可或缺，永遠擺脫不掉的。所以魯迅說：“我們在上海的報章上所看見的，幾乎常是這些人物的功績;沒有他們，本埠新聞是決不會熱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