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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倒碾死的是一個孩子，而且是窮苦的賣報的孩子，這是魯迅最不能忍受的。〔8〕因此，他要追問：推倒孩子的是什麼人?——他的考察結論是：穿的是長衫，“總該是屬於上等(人)”。
於是，魯迅由此而聯想起上海路上經常遇到的兩種“橫衝直撞”的人：“一種是不用兩手，卻只將直直的長腳，如無人之境似的踏過來”，“這是洋大人”;“一種就是彎上他兩條臂膊，手掌向外，像蠍子的兩個鉗一樣，一路推過去”，“這就是我們的同胞，然而‘上等’的”。——這一段聯想，極具形象性，無論是“踏”與“推”的動作的描摹，還是驕橫神態的刻畫，都十分傳神，充分顯示了魯迅作為文學家的形象記憶與描寫能力。但已有了某一程度的概括，由具體的個別人變成了某一類人(“洋大人”、“上等華人”)，而且具有某種象徵意味。
由上等華人又產生了“推”的聯想，或者說幻覺：“上車，進門，買票，寄信，他推;下車，避禍，逃難，他又推。”——這似乎是一連串的蒙太奇動作，極富畫面感。“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蹌蹌，跌倒了，他就從活人上踏過，跌死了，他就從死屍上踏過，走出外面，用舌頭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麼也不覺得。”——這是典型的魯迅的“吃人”幻覺，是小說家的筆法：既有象徵意義，又有生動的細節(“舔厚嘴唇”)。然後又聯想起更可怕的場面：十多個力量未足的少年被踏死，“死屍擺在空地上，據說去看的又有萬餘人，人山人海，又是推”。——這又是典型的魯迅的“看客”恐懼，“又有……又是……”，語氣十分沉重。“推了的結果，是嘻開嘴巴，說道：‘阿唷，好白相來希呀!’”——這是魯迅的“看戲”主題的再現：輕佻的語氣與前文的沉重形成強烈對比。
行文至此，就自然產生一個飛躍——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與踏，是不能的，而且這推與踏也還要廓大開去。要推倒一切下等華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華人。這時就只剩了高等華人頌祝著——
“阿唷，真好白相來希呀。為保全文化起見，是雖然犧牲任何物質，也不應該顧惜的——這些物質有什麼重要性呢!”〔9〕
魯迅以其特有的思想穿透力，賦予“推”的現象以某種隱喻性，揭示了上海社會結構的不平等：“下等華人”，尤其是“下等華人中的幼弱者”被任意“推倒”踐“踏”;而“高等華人”卻在以“保全文化”的名義大加“頌祝”。
魯迅說，他每讀報刊上的文章，特別是那些妙文，總不免“拉扯牽連”，胡亂想開去，於是就產生了許多“若即若離的思想，自己也覺得近乎刻薄”。〔10〕此篇即是如此，通篇以報紙報導的日常生活現象為思考的出發點，引發聯想，由個別到普遍，由具體到抽象，提升、概括出一種社會典型現象或社會類型。但又與作為出發點的生活現象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既有概括、提升，當然有所超越(“若離”)，但仍保留現象形態的生動性與豐富性，以及情感性特徵(“若即”)，這裡正是體現了小說家與思想家的統一，詩與哲學的統一：這正是魯迅的雜文思維的特點。
《推》之後，魯迅又連續寫了《“推”的余談》、《踢》、《爬和撞》、《沖》諸篇，以類似的聯想方式，論及了“第三種人”的“推”，〔11〕中國人被外國巡捕“踢”引起的民族逃路問題，〔12〕在“自由競爭”美名掩蓋下的“爬”和“撞”，〔13〕以及現代文明時代的“嬰兒殺戮”，〔14〕都是開口小而挖掘深，所揭示的問題都有極大的概括力，至今仍不失其震撼力。
這都是幾乎每時每刻發生在中國城市街頭的，甚至成了生活常態，但一經魯迅的思想燭照，就露出了驚心動魄的“那一面”。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時總會遇見幾個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異胞(也往往沒有這一位)，用手槍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種，是不會指住的;黃種呢，如果被指的說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槍，請他走過去;獨有文明最古的皇帝子孫，可就“則不得免焉”了。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還不算很失了體統，然而上海則竟謂之“抄靶子”。
就這樣一個30年代上海的新俗語“抄靶子”，引起了魯迅的許多聯想。
他想起，中國傳統中凡有“凌辱誅戮”，必先將被誅戮者宣布為“不是人”:“皇帝所誅者，‘逆’也，官軍所剿者，‘匪’也，劊子手所殺者，‘犯’也”，這樣改換一下名目，殺戮就成了維護“人道”之義舉。而現在，“洋大人的下屬”“賜”中國人以“靶子”的新“諡”，其民族歧視與凌辱也就符合“人道”了。
而“靶子是該用槍打的東西”，於是，魯迅聯想起“前年九月”即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所發生的一切，並產生了一個可怕的幻景：“四萬萬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又排開了吃人筵席，這回被吃的是整個中華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