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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正是魯迅和住在“象牙之塔”里的學者的不同之處。魯迅當然明白，這是“比較安全一點”的“一條路”：“不做時評而做藝術家”，即所謂“為藝術而藝術”。魯迅說，早就有人勸他“不要發議論，不要做雜感，你還是創作去吧!因為做了創作在世界史上有名字，做雜感是沒有名字的”。但魯迅卻不聽勸告，理由也很簡單：“藝術家住在象牙塔中，固然比較地安全，但可惜還是安全不徹底”;魯迅早已一語道破：中國最安全的地方是“監獄”，“但缺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18〕真的知識階級所追求的正是思想的獨立與自由，在這一點上是絕對不做任何讓步的。這也是他們的自我選擇的價值取向，也是不可動搖與改變的。而為這樣的自主選擇，無論付出怎樣的代價，做出怎樣的犧牲，都是心甘情願，在所不惜的。
但這必須是出自自我生命需求的自覺的選擇，是絕不能強加於他人的：對於真的知識階級這又是一條不可逾越的底線。因此，魯迅接著聲明：“但我並不想勸青年得到危險，也不勸他人去做犧牲，說為社會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鐫起銅像來。自己活著的人沒有勸別人去死的權利。”自己活著(而且是活得有滋有味)卻做出激烈的姿態，誘勸別人(特別是年輕人)去死，那是“冒充的知識階級”;魯迅說得好：“假使你自己以為死是好的，那末請你自己先去死吧”：這又是一個區分真、假知識階級的標準。魯迅這樣的真的知識階級儘管自己選擇了時刻準備犧牲的道路，卻是更重視生命的;他說得非常誠懇：“我們窮人唯一的資本就是生命。以生命來投資，為社會做一點事，總得多賺一點利才好;以生命來做利息小的犧牲，是不值得的。”
在演說的結尾，魯迅談到了“一班從外國留學回來，自稱知識階級，以為中國沒有他們就要滅亡的”教授、學者，指的就是曾與魯迅展開了激烈論戰的“現代評論派”諸君子，他們在論戰中一面自稱“特殊知識階級”，一面又將魯迅這樣的不同意見的文人學者宣判為“學匪”，揚言要藉助於權力的干預將其“投畀豺虎”，這已與知識、知識分子無關，魯迅因此說“不在我所論之內”，而且怒斥其“我還不知道是些什麼東西?!”藐視之情是顯而易見的。
最後一句：“今天的說話很沒有倫次，望諸君原諒!”這自然可以視為謙辭，但不追求嚴密的邏輯性，有一點意思，即興發揮，隨意拉扯、發散開來，原也是演講稿這種文體的特色。
二
如前文所說，1927年底所做的《關於知識階級》等演講，既是魯迅前20年(特別是“五四”以來的近十年)的總結，又開啟了最後十年的新的生命歷程。正是在《關於知識階級》里，魯迅宣布，他這樣的知識階級永遠不滿足於現狀，是永遠的批判者。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在最後十年裡，魯迅所面對的是怎樣的“現狀”，他的批判鋒芒指向哪裡?
我們或許可以從1935年魯迅寫的《五論“文人相輕”——明術》說起。魯迅談到“嚴肅正確的批評家”和“深刻博大的作者”常能夠“切帖”地抓住批判對象的本質特徵，“制出一個簡括的諢名”，“神情畢肖”，“這才會跟了他跑到天涯海角”。魯迅說，這樣的可以永存的“諢名”，有“五四時代的所謂‘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到現在，和這八個字可以匹敵的，或者只好推‘洋場惡少’和‘革命小販’了罷”。魯迅接著又說了一句：“前一聯出於古之‘京’，後一聯出於今之‘海’。”〔19〕——這是頗耐尋味的，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魯迅在“五四”時期和《新青年》的戰友們主要著力於對“古之‘京’”所代表的傳統中國文化的批判，而到了1930年代，魯迅更關注的是，對“今之‘海’”所代表的現代中國文化的批判性審視呢?
而我們知道，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以上海為中心的南方城市有一個工業化、商業化的過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現代都市文明得到了畸形的發展，以上海百樂門舞廳、國際飯店等建築物為標誌的消費文化曾有過極度的膨脹。這樣的現代化新潮成了眾多的文學者的描寫對象，構成了人們經常說的“文學的現代性”的重要方面。而作為一個真的知識階級的魯迅的獨特之處，正在於他“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以批判的、懷疑的眼光燭照被人們認為具有“普泛性”的現代化新潮，揭示其表面的繁榮、發展背後所掩蓋的東西。——如果說，魯迅早在20世紀初在《文化偏至論》等著作中，就有過對西方工業文明所進行的理論上的批判性審視;〔20〕那麼，在20世紀30年代，這樣的現代都市文明的西方模式，儘管經過許多變形，但已成為魯迅自己生存的具體環境，他的感受與批判自然是更為深切的。而他作為一個文學家，他的批判又是通過對在這樣的現代都市文明土壤上生長出來的新的社會典型的觀察、描寫來實現的;而且如前文所說，他總是以一個“切帖”的“諢名”來加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