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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這是魯迅整篇演說的核心內容，應仔細琢磨。首先注意到的是，魯迅在這裡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真的知識階級。”這是我們在第十講已做詳細分析的魯迅“反對瞞和騙，區分真和假”的一貫思想的新的運用與發展，也是第十講和第八講說到的20世紀初提出的“偽士當去”的命題與對“精神界戰士”的呼籲的一個呼應。當然，最有價值的自然是魯迅賦予“真的知識階級”概念的兩個基本內涵：任何時候他們都站在平民這一邊，“發表傾向民眾的思想”;“他們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因而是永遠的批判者，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他們是“永遠的革命者”。〔10〕如果說，20世紀初魯迅談到“精神界戰士”與“偽士”時，主要強調的是知識分子所必須具有的“精神”特質(精神信仰與精神的原創力)及反抗行動之間的關係;而在1927年，魯迅討論的著眼點則是知識分子與民眾和社會的關係：魯迅的思考任何時候都是從他所生活的時代中國的現實所提出的問題出發的，同時也總是與他自我的生命選擇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我們很容易就發現，魯迅在這裡強調知識分子的平民立場與永遠的批判性，顯然融入了1925至1927年間，從“三·一八”慘案到“北伐戰爭”到“四·一二”上海大屠殺、“七·一五”廣東大屠殺……這樣一系列的中國社會大變動中的歷史經驗，以及魯迅個人的生命體驗，借用魯迅在《寫在〈墳〉後面》里的說法，“這雖然不是我的血所寫，卻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的”，〔11〕這是血的歷史的思想結晶。這同時也是現實的思考：大革命失敗以後，面對國民黨一黨專政政權，以及知識分子的大分化，魯迅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與選擇。因此，我們可以說，1927年10月4日魯迅從廣州來到上海不久，即在各大學做《關於知識階級》(10月25日)、《文藝與政治的歧途》(12月21日)等演講，都是別有一種意義的，甚至可以說魯迅的“最後十年”正是由此而開始的。
魯迅關於“真的知識階級”的論述還有幾點也很值得注意。他強調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同學們可能還記得，魯迅曾將“偽士”歸結為“摯維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體”;他還指出那些“做戲的虛無黨”其實都是些“行私利己”之徒;而“革命的偽士”儘管做出種種“急進”的姿態，骨子裡卻是“個人主義的論客”〔12〕：而現在魯迅又強調真的知識階級必然以追求真理與普通民眾的利益為指歸，“如果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這就再一次以是否超越個人私利為區分真、假知識階級的重要標準，這是耐人尋味的。正因為真的知識階級惟真理為所求，他們必然是有所堅守的，他們的思想雖然會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有所發展，但絕不可能“今天發表這個主張，明天發表那個意見”。魯迅提醒人們注意：那些“思想似乎天天在進步”的人，是“冒充的知識階級”，“真的知識階級的進步，決不能如此快的”：這又是區分真、假知識階級的一個重要標準。
魯迅說：“只是假知識階級的壽命倒比較長一點”，這就說到了真的知識階級的命運。如魯迅所說，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有著巨大的社會承擔，即我們在前幾講所說的“肩住了黑暗的閘門”;“社會也因為有了他們而熱鬧”——僅只“熱鬧”而已;魯迅在《記念劉和珍君》里早已說過，“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閒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廖廖”。〔13〕這就決定了真的知識階級他們“心身方面總是痛苦的”：不僅要因自己的永遠的批判立場而承受永遠的外在壓迫，而且要因不被社會以至民眾理解而忍受孤獨，而所有的外在黑暗都會轉化為內在的黑暗：不斷追問與質疑自身選擇的意義和價值。而這樣的質疑是十分徹底的，即使這樣的真的知識階級的痛苦，魯迅也沒有把它神聖化(人們在孤獨中是很容易把自己的痛苦神聖化的)，他強調“這也是舊式社會傳下來的遺物”，也是一種精神病態，他是期待著“20世紀初葉青年”，能夠有一個“新的境遇”，“造成新的局面”的。——儘管一個世紀以後，我們再來看魯迅當年的期待，反而更有渺茫之感。
而且魯迅及同類真的知識階級還必須面對一個他所說的“最可怕的情形”：“比較新的思想運動起來時，如與社會無關，作為空談，那是不要緊的，這也是專制時代所以能容知識階級存在的原故。因為痛哭流淚與實際是沒有關係的，只是思想運動變成實際的社會運動時，那就危險了。往往反為舊勢力所撲滅。”這裡所涉及的問題可能是更帶根本性的，即所謂思想啟蒙的有限性，這正是魯迅從“三·一八”慘案到“七·一五”慘案，一再反省的：他在黃埔軍校的演講中就談到自己目睹“三·一八”慘案中軍警“開槍打學生”的時候，就已經明白：“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14〕。在經歷了國民黨的大清洗以後，他更是痛苦地意識到自己說話的“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他說自己終於“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15〕魯迅在這次演講中，再次強調這一點，正是表明了他正在尋求將“思想運動變成實際的社會運動”，即二者結合的新的可能性。這其實也是“真的知識階級”的一個重要特徵。我們在第八講中，曾經談到魯迅所呼喚的“精神界戰士”，就是“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不僅追求思想的自由，更強調主體的動作、實踐的意義，這就註定了要不斷地尋求實際社會運動的支持與合作。魯迅終其一生都沒有放棄過這樣的努力：從20世紀初寄希望於辛亥革命，到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到支持孫中山發動的北伐戰爭，到1930年代與中國共產黨在開展左翼文藝運動上的合作，魯迅始終與反抗社會黑暗的實際運動保持聯繫，同時，又堅持獨立的觀察與思考，而幾乎每一次都以希望開始，失望(以至絕望)告終，〔16〕然後又一切“從新做過”。〔17〕這樣的雖九死而不悔的不屈不撓的努力，是令人感動的：對魯迅這樣的真的知識階級，他們夢寐以求的是中國社會真正的變動，而不僅是空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