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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定了這樣的前提以後，魯迅才開始了他對知識分子問題的討論。他所關注的主要是兩個問題。首先是知識分子和平民的關係問題。他指出，俄國的知識階級和中國的不同，就在於他們“確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痛苦告訴大眾”，其原因是他們“與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這裡自然暗含著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批評，魯迅在好些地方，都反覆強調，“我們中國的文字，對於大眾，除了身分，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正因為文字始終是“特權者的東西”，中國就少有平民出身的知識分子。〔7〕即使有，一旦“跨過”門檻，成了“士大夫”，“變成一種特別的階級”，也就“不但不同情於平民或許還要壓迫平民，以致變成了平民的敵人”。魯迅認為，這樣的知識分子的“貴族”化，正是“知識分子的缺點之一”。——這自然不是無的放矢，並且是抓住了要害的。
魯迅更關注知識、知識分子與權力的關係：這同樣也是一個要害問題，並且關係到知識分子自身“不可免避的運命”。魯迅要人們注意兩個事實：“在革命時代是注重實行的，動的”，思想“倒有害”;“知識階級對於別人的行動，往往以為這樣也不好，那樣也不好”，“所以在皇帝時代他們吃苦，在革命時代他們也吃苦”——魯迅在同一時期的《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的演講里，對此有更明確的論述。他說，“理想和現實不一致”，這是文藝家(知識分子)“註定的運命”，他們是永遠“不安於現狀”的;當受壓迫的時候，“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從前所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採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於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頭”，自然也會有人在革命成功以後來“恭維革命頌揚革命”，那其實就是“頌揚有權力者”，但這與知識分子、革命、文學都沒有關係，魯迅說：“世間那有滿意現狀的革命文學?除了吃麻醉藥!”〔8〕由以上的事實，魯迅引出了一個重要結論——
知識和強有力是衝突的，不能並立的;強有力不許人民有自由思想，因為這能使能力分散。……因為各個人思想發達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統一，於是命令不行，團體的力量減小，而漸趨滅亡。在古時野蠻民族常侵略文明很發達的民族，在歷史上是常見的。
思想一自由，能力要減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現在思想自由和生存還有衝突。
這裡所談的是知識分子，特別是中國這樣的所謂後發達國家的知識分子必須面對的兩個矛盾。首先是與政治強權的矛盾與衝突。魯迅在前述《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里，就講到了二者思想邏輯上的對立：“政治想維繫現狀使它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它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步起來。”〔9〕而中國這樣的有著專制傳統的國家裡，二者的矛盾是必然以政治家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權力對文藝家(知識分子)實行專政，剝奪他們的說話的權利以至生命這樣的反人道的方式來解決。在這樣的嚴酷的國情下，很容易導致文藝家(知識分子)向政治強權的屈服，而如魯迅所說，一旦放棄自己的社會批判的功能，成為權力的頌揚者，文藝家(知識分子)也就不再是自身了。
更為嚴峻的是民族“生存”與“思想自由”的矛盾與衝突。處於落後地位的後發達國家，為了儘快地改變“落後挨打”的境遇，趕上西方發達國家，很容易接受這樣的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模式，即利用國家與政治強權的力量，把全國人民組織起來，實行思想與行動的高度統一，以實現最大限度的社會總動員，即所謂“集中力量搞建設”;而這樣的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的現代化道路，是以犧牲個人的自由為代價的。也就是說，在這樣的發展模式中，很容易造成政治強權代表國家、民族利益的假象，而強調思想自由的知識分子儘管從根本上代表了民族大多數的利益(這是因為政治強權必然是代表少數利益集團的利益，把國家發展的代價轉移到普通平民身上的，即以多數人的相對貧困來獲得少數人的富裕)，卻反而有可能被視為國家建設的破壞者，甚至“不愛國”的“人民公敵”。
這是對知識分子的真正考驗。魯迅正是這樣提出問題：面對政治強權在所謂“國家利益”的旗號下的對思想自由的剝奪與精神壓迫，“知識階級將怎麼樣呢?是在指揮刀下聽令行動，還是發表傾向民眾的思想呢?”魯迅做了旗幟鮮明的回答——
要是發表意見，就要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只是假知識階級的壽命倒比較長一點。像今天發表這個主張，明天發表那個意見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進步;只是真的知識階級的進步，決不能如此快的。不過他們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社會也因為有了他們而熱鬧，不過他的本身——心身方面總是苦痛的;因為這也是舊式社會傳下來的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