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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60719·致沈西苓》，《魯迅全集》13卷《書信》，397頁。
〔14〕增田涉：《魯迅的印象》，收《魯迅回憶錄》“專著”下冊，1381—1382頁。
〔15〕《漫與》，《魯迅全集》4卷《南腔北調集》，588頁。後來魯迅在《“題未定”草(五)》中，再次提醒人們：“如果有誰看過非洲的黑奴工頭，傲然的拿鞭子亂抽著做苦工的黑奴的電影的”，便不難“分清了奴隸和奴才”。文收《魯迅全集》6卷《且介亭雜文二集》，390—391頁。
〔16〕《言論自由的界限》，《魯迅全集》5卷《偽自由書》，115頁。
本講閱讀篇目
《論照相之類》(收《墳》)
《論雷峰塔的倒掉》(收《墳》)
《說鬍鬚》(收《墳》)
《再論雷峰塔的倒掉》(收《墳》)
《看鏡有感》(收《墳》)
《春末閒談》(收《墳》)
《雜憶》(收《墳》)
《論“他媽的!”》(收《墳》)
《從鬍鬚說到牙齒》(收《墳》)
《隨感錄·六十五暴君的臣民》(收《熱風》)
《隨感錄·五十九“聖武”》(收《熱風》)
《阿Q正傳》(收《吶喊》)
《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收《野草》)
《失掉的好地獄》(收《野草》)
《忽然想到(七)》(收《華蓋集》)
《學界的三魂》(收《華蓋集續編》)
《諺語》(收《南腔北調集》)
《漫與》(收《南腔北調集》)
《言論自由的界限》(收《偽自由書》)
《隔膜》(收《且介亭雜文》)
《“題未定”草(五)》(收《且介亭雜文二集》)第十三講“真的知識階級”的歷史選擇第十三講“真的知識階級”的歷史選擇
——讀《關於知識階級》及其他[KH3*9/9〗一
1927年10月25日魯迅在上海勞動大學做了一次重要的演講，題目是《關於知識階級》。——順便說一點，演講稿也是魯迅著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著名的有《娜拉走後怎樣》、《未有天才之前》(《墳》)，《革命時代的文學》、《讀書雜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而已集》)，《無聲的中國》(《三閒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上海文藝之一瞥》(《二心集》)，《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集外集》)，《老調子已經唱完》、《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今春的兩種感想》(《集外集拾遺》)等。〔1〕讀這些演講稿，可以想見(至少是可以部分地想見)魯迅當年的風采，是很有意思的。
但魯迅自己卻在這篇《關於知識階級》的演講里，一開頭即聲明：“我沒有什麼學問和思想，可以貢獻給諸君”，“我不會講演，也想不出什麼可講的，講演近於做八股，是極難的，要有講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會的”。魯迅在好多場合都說過類似的話，在《南腔北調集·題記》里，他還這樣自嘲說：“據說，我極喜歡演說，但講話的時候是口吃的，至於用語，則是南腔北調。前兩點我很驚奇，後一點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2〕這裡所說的“不入調，不入流”，所表現的是一種邊緣心態，因此，公開演講者所扮演的公眾人物角色，是他所不習慣，甚至是要竭力逃避的。他在一篇演講里，就說聽眾的鼓掌“是很危險的東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為偉大不再向前了，所以還是不拍手的好”，〔3〕也是表現了對在公眾的鼓掌中失去了自我的恐懼。而更為內在的是他的自我懷疑，就是這篇《關於知識階級》里所說，“我想對知識階級發表一點個人的意見，只是我並不是站在引導者的地位，要諸君都相信我的話，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能引導諸君?”這也是魯迅一再申說的，在《寫在〈墳〉後面》里，魯迅就說過：“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只一條，我可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魯迅還十分動情地說了這樣一番話：“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裡掏出錢來放在我手裡，那錢上還帶著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4〕——演講就更是如此。魯迅總是將自己思考的過程，自己的困惑，向聽眾袒露;同時強調僅是個人的意見，是可以而且應該質疑的：他要求聽眾與自己一起來思考與探索。在這個意義上，聽魯迅演講是不輕鬆的：他逼你緊張地思索與不斷地詰難演講者和你自己。
何況魯迅這一回討論的是一個如此嚴肅而重大的問題：關於知識階級。
而魯迅首先談及的，卻是視知識為“罪惡”，要“打倒”以至“殺”知識階級的思潮。——魯迅可以說一生都對這樣的社會思潮保持高度的警惕：“五四”以後，他即寫文對“智識即罪惡”的反智主義的哲學高調予以辛辣的嘲諷;〔5〕20世紀30年代，當有人別有用心地高喊“知識過剩”，魯迅立即著文尖銳地揭露：“智識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軟。心活就會胡思亂想，心軟就不肯下辣手。結果，不是自己不鎮靜，就是妨礙別人的鎮靜。於是災禍就來了。所以智識非剷除不可。”〔6〕在具有愚民傳統的中國，反知識、反知識分子的社會思潮是很容易泛濫的，魯迅的警惕正是反映了他對中國國情的深刻理解與把握;尤其是當他要對知識分子進行批判性的審視的時候，就更有必要首先與這樣的思潮劃清界限，也就是說，對知識分子弱點的揭示，絕不能導致對知識與知識分子本身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