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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雷峰塔的倒掉》(《墳》)。文章的內容比較豐富，人們通常注意的是魯迅關於中國人的“十景病”的論述，關於“悲劇”與“喜劇”的定義。與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有關的是“奴才的破壞”的命題。論述的起點也是日常生活的小事：“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於是這個也挖，那個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魯迅由此引起聯想：“龍門的石佛，大半肢體不全，圖書館中的書籍，插圖須謹防撕去”;進而上升為一種國民精神的概括，即所謂“奴才的破壞”。其特點好像有三：一是破壞的原因“僅因目前極小的自利”;二是多數人的破壞行為;三“卻難於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誰”。但後果仍然嚴重：“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魯迅由此而申發開去：“豈但鄉下人之於雷峰塔，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現在正不知有多少!”
《隨感錄·六十五暴君的臣民》(《熱風》)。這裡所揭露的是“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是可怕的：他們“只願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領只是‘倖免’”。魯迅的結論是：“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這是一個嚴峻的判斷，卻說出了真實。
《阿Q正傳》(《吶喊》)。阿Q的“精神勝利法”即是一種奴性的表現：本來，當人物質上陷於貧困，不能滿足，產生某些精神的幻覺，是可以理解的;但沉湎於精神幻覺，滿足於所謂“精神勝利”，並以此來掩飾現實的奴隸地位，採取“不承認主義”，這就成了自欺欺人的瞞和騙了。阿Q精神勝利的另一法就是受到強者(趙太爺們)的欺侮不敢反抗，轉向更弱者(例如小尼姑)發泄，這就是魯迅在《雜憶》一文中所說：“卑怯的人，即使有萬丈的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燒掉甚麼呢?”——這其實也是“在強者面前為奴，在弱者面前為主”。
《隔膜》(《且介亭雜文》)。這回講的是清朝的文字獄，“忠而獲咎”的故事。——說“故事”是因為今天的讀者對這些事實在是太陌生了。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的獨特分析。一般人從文字獄中所看到的大都是“清朝的凶虐”與“死者的可憐”，而魯迅卻要討論“獲咎”的緣由。魯迅指出，本來封建等級制度是自有規矩的：“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讚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進言者方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卻犯了罪，因為另有準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糊塗”。——中國人慣做奴才，卻“不悟自己之為奴”，這是最可悲的事。
還有賈府的焦大，如魯迅所說，“焦大的罵，並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不過說主奴如此，賈府就要弄不下去罷了。然而得到的報酬是馬糞”。〔16〕這倒是真正的“忠而獲咎”了。——這正是奴才的本色與悲哀。
對形形色色的奴性的批判，確實構成了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他的思想的一個貫穿性線索。我們可以感到，魯迅對於奴性，有一種近乎本能的敏感，即使是最隱蔽、最曲折的表現形態，也都逃不過他的“金睛火眼”。這本身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和理解“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的魯迅的角度。
注釋
〔1〕關於中國傳統的中庸之道，魯迅與錢玄同之間曾有過一次很有意思的討論：錢玄同曾撰文說，人們曾對1857年英法聯軍侵略廣州時的兩廣總督葉名琛的態度，有一個概括，叫“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錢玄同以為這是能夠“作為中國人‘持中’的真相之說明”的。魯迅則認為，要稍做修改，中國的“持中”之道，應該是“似戰，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見《我來說“持中”的真相》，文收《魯迅全集》7卷《集外集》，56頁。
〔2〕《諺語》，《魯迅全集》4卷《南腔北調集》，542頁。
〔3〕《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全集》4卷《二心集》，302頁。
〔4〕《270728·致章廷謙》，《魯迅全集》11卷《書信》，562頁。
〔5〕《忽然想到·七》，《魯迅全集》3卷《華蓋集》，61頁。
〔6〕《燈下漫筆·二》，《魯迅全集》1卷《墳》，215頁。
〔7〕《隨感錄·五十九“聖武”》，《魯迅全集》1卷《熱風》，355頁。
〔8〕《學界的三魂》，《魯迅全集》3卷《華蓋集續編》，207頁。
〔9〕《阿Q正傳》，《魯迅全集》1卷《吶喊》，515頁。
〔10〕《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全集》4卷《二心集》，301頁。
〔11〕《失掉的好地獄》，《魯迅全集》2卷《野草》，199—201頁。
〔12〕《〈阿Q正傳〉的成因》，《魯迅全集》3卷《華蓋集續編》，3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