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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召喚，是展望，也是激勵，整篇文章也就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
二
現在我們來讀《燈下漫筆》之二。
如果說前一篇是燈下的漫想，這一篇則是燈下讀書有感，很類似前一講《馬上支日記》，連話題也有相關：關於如何看待外國人的中國評論。
這一節開頭第一句就很特別，大有先聲奪人的氣勢：“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中國人從來是愛喜鵲而憎烏鴉(前一講已有分析)，更渴望所謂“外國朋友”說好話(民族自大背後隱藏著的是民族的自卑心理)，像魯迅這樣感謝“憎惡中國”者，就有些特別;而說“吃中國人的肉”，在習慣於說持中之言的中國人看來，就有些“言重”，太“激烈”了。
但魯迅是有據而發的：就是正在讀的這本《北京的魅力》，大談歷史上的外國“征服者”如何最終被中國的“生活美”所“征服”，這就是所謂“支那生活的魅力”——如下文所說，“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主義者”因此而“欣然喜色，以為他們將要被中國同化了”;而魯迅看到的卻是真正的民族危機：不過是“將曾經獻於北魏，獻於金，獻於元，獻於清的盛宴”獻於西方殖民者;“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親’，今人還用子女玉帛為作奴的贄敬，又美其名曰‘同化’”——中國人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哪怕是關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都要自欺欺人。魯迅前面所說的“感謝”正是基於這樣的民族危機感：“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宴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我們不難體會這背後的隱憂：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裡，這樣的“真有良心”者又有多少呢?
魯迅更為關注的，還是中國自身的問題;於是，又圍繞上文提出的“盛宴”展開深入的討論。
首先，這樣的“盛宴”是怎樣形成的。魯迅說，這是“我們自己早已布置妥帖”的，也就是我們自身製造的。這就進入了對中國的社會結構的考察。魯迅引用《左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這段記載，指出中國社會有一個“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的等級結構，“一級一級的制馭著”。處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每一個人都被安置在某一等級上，一面“自己被凌虐”，受著上一等級的壓迫;一面“也可以凌虐別人”，壓迫下一等級的人。如魯迅所說，即使是處於最底層者，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子也有他日長大，“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的希望，這就是互為“連環”，“各得其所”，既“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天下永遠“太平”(如前文所說，只在“想做奴隸而不得”與“做穩了奴隸”之間循環——在這個等級社會結構里，每一個人既是奴隸，又是奴隸主)。“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自是要遭到全社會的譴責以至迫害：這個等級結構是高度統一與封閉的，絕不給異端(不同意見者、批評者)以任何存在空間。
魯迅接著提醒人們注意：這並非“遼遠”的“古事”，或者說，這樣的傳統已經完整地保留下來，也就是“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並未為共和二字所埋沒”。因此，中國社會的“太平景象還在”：依然無“叫喚”無“橫議”，一切各得其所;而“對國民如何專橫，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猶是等級的遺風麼?”——儘管魯迅用的是調侃的語氣，但內在的沉重卻是掩蓋不住的：在寫在兩個月前的一篇文章里，魯迅即發出這樣的感嘆：“我覺得仿佛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5〕——依然沒有走出等級制的奴隸時代。
於是，就有了對中國現實的這樣的描述：“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有便飯，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飯，路傍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餓莩;有吃燒烤的身價不資的闊人，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與眾多的中國與外國的文人一味讚美中國的、北京的“飲食文化”的精美(即魯迅所讀的這本日本人寫的《北京的魅力》標題所示)不同，魯迅尖銳地揭示了其背後的、被忽略了的大多數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即所謂“茅檐下”的粗茶“淡飯”)，以及被掩蓋著的“殘羹”、“餓莩”，被飢餓所迫的身體的廉價出售……這樣的血淋淋的事實!
魯迅由此而引出對中國的“文明”本質的一個概括——
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
這又是一個石破天驚的發現，構成了全文(包括《燈下漫筆》之一)的一個高峰，可以說魯迅整個的論述都是奔向這一思想與情感的頂點。而這一論斷引起的反響也是空前的激烈：或被震動、喚醒，或被刺痛、激怒，或感到茫然不可理解。贊之者以為深刻，入木三分;批評者認為過於偏激。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在這樣的論斷面前，人們無法無動於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