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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魯迅自己，卻態度鮮明：“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魯迅並進一步分析了讚頌的原因：外國人中有兩種，“其一是以中國人為劣種，只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讚中國的舊物”，另一則是到中國來“看辮子”，以滿足其好奇心——這其實都是一種殖民心態，魯迅以“可憎惡”三字斥之。而更讓魯迅痛心的是，這“人肉的筵宴”“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於含笑”。在魯迅看來，這裡的癥結，仍在前述“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等級制度，“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這後果自然是嚴重的：“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這裡，魯迅特別強調了人肉的筵宴的“現在”式的存在;而魯迅尤感憤怒的，是“弱者”，特別是“女人和小兒”的“悲慘的”呼號的被“遮掩”：這是最鮮明地表明了魯迅的“弱者本位”的思想以及他與社會最底層的人民的血肉聯繫的。
正因為如此，魯迅的最後的召喚是特別有力的——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與前文“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的呼喚，遙遙呼應;將昭示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的青年，前仆後繼地去為完成這樣的“使命”而奮鬥不止。
三
對於魯迅，將中國文明概括為“人肉的筵宴”，自非一時的憤激之言;如他在《燈下漫筆》里所示，這是他對中國歷史的考察(《漫筆》之一)與社會結構的分析(《漫筆》之二)所得出的結論。這也是他一以貫之的思想：人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在被稱為中國現代文學“開山”之作的《狂人日記》里的驚人發現——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6〕
魯迅在寫給許壽裳的信中談到《狂人日記》的寫作動因時，說得更為明確：“偶閱《通鑑》，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種發見，關係也甚大，而知者尚廖廖也。”〔7〕所謂“食人”(“吃人”)是有雙重含義的。首先是實指：《狂人日記》里所說的“易子而食”在《左傳》里即有記載，徐錫林(麟)心肝被炒吃更是人所共知的近代史的事實，小說中“大哥”所說的“割股療親”也是《宋史》里早有此說的。近年這類食人現象已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曾出版過《中國古代的食人》、《中外食人史話》這類專著。據學者的研究，中國的食人的特點一是數量大，二是常在倫理道德的美名下食人，所謂“割骨療親”就是打著儒家的“孝道”的旗號，《宋史》上說的就是“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而且這樣的殘酷的食人已進入了中國的文學描寫，被審美化了，像《三國演義》里就公然歌頌劉安以“殺妻獻肉”的行為實現他的“忠孝兩全”的“理想”。在魯迅看來，這其實都是反映了中國國民性中的“嗜殺性”，以及對人的生命的忽略的。這一點，我們在本書第一講即有涉及，就不再多論。〔8〕“食人”這一命題當然更具有象徵性，與《燈下漫筆》之一中所說“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資格”，意思是相近的。也正如我們在本文第一節所解釋，其主要含義是指對人的個體精神自由的扼殺，對人的基本生存發展權利的剝奪，即對人的精神、肉體的奴役與殺害。這些問題也已有多次討論，不再詳述。
這裡，要著重討論的是，魯迅關注的中心，始終是“人肉的筵席”的“現在”式存在，他最敏感的始終是“人肉的筵席”在現代中國的不斷“再生產”。
就在寫《燈下漫筆》(1925年4月29日作)之後，不到一個月，魯迅又寫了一篇《“碰壁”之後》(1925年5月21日作)。談到女師大校長楊蔭榆在飯店裡開會，與支持她的教授一起密謀利用權勢將學生自治會成員開除，魯迅突然產生這樣的幻覺——
我於是仿佛看見雪白的桌布已經沾了許多醬油漬，男男女女圍著桌子都吃冰其淋，而許多媳婦兒，就如中國歷來的大多數媳婦兒在苦節的婆婆腳下似的，都決定了暗淡的運命。
我吸了兩支煙，眼前也光明起來，幻出飯店裡電燈的光彩，看見教育家在杯酒間謀害學生，看見殺人者於微笑後屠戮百姓，看見死屍在糞土中舞蹈，看見污穢灑滿了風籟琴，我想取作畫圖，竟不能畫成一線。我為什麼要做教員，連自己也侮蔑自己起來。……〔9〕
這當然不能視為魯迅的過度敏感及誇張的想像，對於魯迅，這是一個讓他震驚與痛苦的發現：在現代教育的校長、教授與學生的關係中，他發現了新的等級制度的產生，發現了“謀害”：人肉的筵席已經排到了最高學府!而且他必須追問，身為教員的自己，在這樣的新的吃人的教育結構中，扮演了什麼角色，應負什麼責任?——我們也因此聯想起當年在《狂人日記》里的那一聲撕心裂肺的自責：“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