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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又有了進一步的推論——
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
這是多級跳躍思維中的第二跳，也是最關鍵的一跳。這也是魯迅對中國人的生存境遇的最重要的概括與發現，與《狂人日記》里所說中國歷史是一部“吃人”的歷史的論斷與發現，屬於同一等級，都需要從魯迅整體思想體系中去理解。這裡要稍微多說幾句：如我們在第八講中所說，魯迅思想的核心是“立人”，並指明“立人”的根本在“尊個性而張精神”，也就是說，人的個體生命(真實的具體的個別的個體的人，而非普遍的、觀念中的人)的精神自由是“人”之成為“人”的本質，是衡量是否具有“‘人’的價格”的惟一的絕對的標準。只要人的個體生命還處於物質的，特別是精神的被壓抑狀態，沒有獲得個體的精神自由，人就沒有根本走出“奴隸”的狀態。他以此考察中國社會歷史與現狀，就得出了本文所說的“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的結論。——這是任何一個中國人從自己的現實生活中都能體會、感受到，而無須論證的，只是看我們敢不敢正視。
魯迅是反對一切“瞞”與“騙”的;他還要我們正視：中國人更多的情況下，是處於“下於奴隸”的狀態的。他舉例說，在中國歷史中，老百姓經常受到“官兵”與“強盜”的雙重“殺掠”，這時候，就很容易產生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制訂出“奴隸規則”，以便遵循的心理：這與前文“當了奴隸還萬分喜歡”的心理是一脈相承的，而且還有發展：身為奴隸，卻希望建立穩定的“奴隸秩序”。——魯迅行文至此，發現了這樣的奴隸心理，他的心情不能不是沉重的，他的筆調也愈加嚴峻。
以此觀照中國的歷史，所看到的竟是中國人的悲慘命運：在五胡十六國、黃巢(唐末)、五代、宋末、元末與明末張獻忠時代，“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百姓反不得安寧;“紛亂之極之後”，有人“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反而“叫做‘天下太平’”。由此而推出的自然是這樣一個“直捷了當”的結論——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
這是本文“跳躍性”思維的第三級跳，第三個重要發現：它是對中國歷史的又一個意義重大的概括。看起來這好像講的是歷史循環，其實質意義是強調，中國人在歷史上從來沒有“走出奴隸時代”，區別僅在於是“暫時做穩了奴隸”，還是“想做奴隸而不得”，“始終是奴隸”這一本質是沒有變的。——這也就為下文做好了鋪墊。
魯迅的這一論斷的另一個含義是，魯迅賦予“先儒”(實際是孟子)所提出的“一治一亂”說以新的意義：不論是“亂世”還是“治世”，都是“主子”(少數統治者)對“臣民”(大多數老百姓)的奴役;中國歷史上的所謂“作亂人物”(例如前文所說的張獻忠)，就其本質而言，都是給新的“主子”(例如取代明朝統治者的滿清統治者)“清道辟路”的，或者他們自己成為新的統治者(例如歷史上的劉邦、朱元璋)——魯迅對中國歷史上的“作亂人物”(其中有些是“農民起義”的領袖)的這一尖銳批判，雖不是本文的主要觀點，也是發人深省的。
以上這一大段，是本文的主體，通過三次思想的跳躍，提出了對中國人的生存狀態與歷史的三個重要的概括與判斷，是充分顯示了魯迅思想與文章的批判鋒芒的。
“現在入了那一時代”一問，把文筆轉向了現實，也即本文的第三個層面。
魯迅先以退為進：“我也不瞭然”;然後指明現實生活中儘管人們都“不滿”於現狀，但無論是知識分子(國學家、文學家、道學家)，還是普通百姓，所走的路卻或是“復古”，或是“避難”，其實質都是在“神往”於“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言外之意是清楚的：“現在”正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而且人們絲毫沒有徹底“走出奴隸時代”的要求與願望。——面對這樣的現實，面對這樣的國民，魯迅無法掩飾內心的絕望與悲涼。
於是，又反彈出掙扎的呼喊：兩個反詰句，向每一個讀者，也即中國的知識分子與百姓，提出了一個振聾發聵的問題：不滿於現在，難道就只能像古人與復古家那樣，神往於過去嗎?
這一反問，就逼出了新的回答，另一種選擇：人們不滿於現在，無須返顧過去，還可以向前看：“前面還有道路在。”
行文至此，文章退進出入，曲折有致，蓄勢已滿，終於噴發出震天一吼——
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這一聲吶喊，其意義不亞於當年的“救救孩子”，把一種全新的思維、全新的世界展現在中國人民、中國的知識分子面前——不再是在“做穩了奴隸”與“想作奴隸而不得”的歷史循環中做被動、無奈的選擇，而是自己創造出一個“徹底走出奴隸狀態”的全新“第三樣時代”;不再仰賴什麼救世主，而是依靠全新的一代：“現在的青年”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