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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保存國故，什麼振興道德，什麼維持公理，什麼整頓學風……心裡可真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台的架子，總與在後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為它悲喜，於是這齣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為掃興。
這是一個演戲者與看戲者(看客)的合謀，為使瞞和騙的“戲”得以“做下去”，自然要將不做戲、並要揭穿做戲的真的人(知識分子)如魯迅者，視為“掃興”者、異己者而加以排斥，甚至放逐。——這也是從來如此，如今尤甚的。
那麼，這些魯迅說的“耍把戲”的“上等人”，他們的“做戲”是反映了什麼樣的思想本質呢?
魯迅先引出一個“虛無黨”的概念，並且說明，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虛無主義者”、“虛無思想者”。魯迅指出，這些人公開聲明自己“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傳統和權威”，但是他們卻是有信仰的：“要復歸那出於自由意志的生活”，因而他們“這麼想，便這麼說，這麼做”。而中國的這些“上等人”，他們標榜“大義”，仿佛要維護什麼“權威”，但魯迅提出一個尖銳的不容迴避的問題——
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
結論自然是清楚的：“只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雖然這麼想，卻是那麼說;在後台這麼做，到前台又那麼做”式的演戲就是必然的。
既無真的信仰，又無特操(道德堅守)，是打著西方新旗號的“偽士”，魯迅命名為：“做戲的虛無黨”或“體面的虛無黨”。
四
旗號是隨著“形勢”而變的：在1928年與創造社、太陽社的論爭中，魯迅又發現了“革命”旗號下的“瞞和騙”。
魯迅與創造社、太陽社諸君子的論戰，有兩個焦點。
其一是敢不敢正視現實的黑暗?特別是有沒有勇氣面對群眾依然處於不覺悟狀態的現實?魯迅寫過一篇《太平歌訣》，揭露“革命文學家不敢正視社會現象，變成婆婆媽媽，歡迎喜鵲，憎厭梟鳴，只檢一點吉祥之兆來陶醉自己，於是就算超出了時代”，但“現實的現代”卻是逃避、遺棄不了的，“你不過閉了眼睛”，眼睛一閉，就“最後的勝利”了。〔21〕——依然是自欺欺人。
其二是敢不敢正視自身思想的黑暗?魯迅說：“革命者決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敢於明言。”〔22〕魯迅因此而對那些自稱已經“獲得大眾”的革命文學家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從這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使大眾看去，為仇為友，了了分明。不要腦子裡存著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著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階級!’”〔23〕——魯迅又在自命的“革命家”這裡發現了“演戲”。
於是，不能不追問：這是怎樣的“革命者”?魯迅因此而提醒人們注意：在追求革命的隊伍中，確有真的革命者，但也有一些“頹廢者”，“因為自己沒有一定的理想和無力，便流落而求剎那的享樂;一定的享樂，又使他發生厭倦，則時時尋求新刺戟，而這刺戟又須利害，這才感到暢快。革命便也是那頹廢者的新刺戟之一”。還有一些“毫無定見，因而覺得世上沒有一件對，自己沒有一件不對，歸根結蒂，還是現狀最好的人們”。魯迅也給他們一個命名，叫做“急進”的“非革命”的“個人主義的論客”。〔24〕——所謂“急進”，不過是表演的姿態，其實是“非革命”的，因為他們既“沒有理想”，又“毫無定見”，也就是從根底上缺乏信仰，所有的演戲都是為了掩蓋自己骨子裡的“個人主義”：到“革命”中來尋求私利，即魯迅所說，視“造反”為“最有大利的買賣”。〔25〕這就是說，我們又遇到了“偽士”，不過這回是“革命的偽士”。
有真假革命者，還有“真假堂吉訶德”。西班牙的堂吉訶德是個“十分老實的書呆子”，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看他在黑夜裡仗著寶劍和風車開仗，的確傻相可掬，覺得可笑可憐”。但在中國，人們一面“愚弄吉訶德式的老實人”，一面卻“自己又假裝著堂·吉訶德的姿態”。〔26〕因此，魯迅在1930年代的中國發現許多人在做“愛國表演”時，就知道他遇到假堂吉訶德了。這從西班牙的堂吉訶德與中國的“堂吉訶德”的不同遭遇就可以看出：“他只一個，他們是一團;送他的是嘲笑，送他們的是歡呼;迎他的是詫異，而迎他們的也是歡呼”，“其苦樂之不同，有如此者，嗚呼!”原因就在前者是認真的，後者不過“做戲”而已。這其實是反映了兩種文化的不同的，魯迅說：“西班牙人講戀愛，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舊教，就燒殺異端，一革命，就搗爛教堂，踢出皇帝”，〔27〕一切認真，追求徹底;而在中國，是從不會認真去實行，更不會追求徹底，一切不過是說說而已，玩玩而已。這就重新回到了《馬上支日記》里所說的命題：這是一個“頗有點做戲氣味的民族”，它不可能產生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即使有了也難以生存。而最容易生產與生存的是花樣翻新的假“堂吉訶德”——那也是一種“偽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