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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魯迅說：“偽士當去，……今日之急也。”〔8〕
三
但是，在中國，“偽士”要“去”也不容易。如魯迅在《論睜了眼看》里所說，“瞞和騙”已經是一個傳統，而且如前文所分析，“偽士”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中國社會體制的產物。只要產生“偽士”的社會基礎與機制尚存，“偽士”就會綿綿不絕地“再生產”出來。魯迅正清醒於此，而始終密切地甚至是緊張地關注著“偽士”在現代中國的連續生產，並及時地勾畫出其最新形態。
於是，在寫出了《論睜了眼看》的第二年，魯迅在《馬上支日記》里，又提出了“做戲的虛無黨”的概念。
這篇寫於1926年7月4日的日記體雜感，是從燈下讀日本作家安岡秀夫寫的《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一書說起的。首先談到的是，讀了這位日本學者對於中國民族性的“客氣”的批評(說“客氣”是因為作者說，他所批評的中國民族性弱點“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難於漏網的”)自己竟“不免汗流浹背”，這就是下文所說的引起了“內省”，即民族的以及自我的反省。——在魯迅看來，一個民族和個人能否有自我反省意識是這個民族和個人是否有希望的根本指征;因此，真正的民族主義者、愛國主義者是從不諱言，甚至總是在強調自己民族的弱點的;相反，大談中國的光榮歷史而藉以掩蓋民族恥辱——這也是一種“瞞和騙”，卻反而是可疑的，如魯迅所說，“滿口愛國，滿身國粹，也於實際上的做奴才並無妨礙”，〔9〕這樣的人其實是“愛亡國者”，因為他們“只是悲嘆那過去，而且稱讚著所以亡的病根”。〔10〕
魯迅正是從民族自我反省的內在需要出發，來看待外國人對中國的批評的：儘管讓你“汗流浹背”，甚至狼狽不堪，卻也許因此而警醒。——同學們可能會注意到《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的注釋將《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斷為“一本誣衊中國民族的書”，這顯然是與魯迅的前述立場相違背的。魯迅接著談到了美國傳教士斯密斯所寫的《支那人氣質》一書，〔11〕提到了該書對中國人的精神氣質的一個概括：中國“是頗有點做戲氣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奮，就成戲子樣，一字一句，一舉手一投足，都裝模裝樣，出於本心的分量，倒還是撐場面的分量多”。——不是一切出於“本心”的自然流露，而是為了“撐門面”而“裝模裝樣”，即“做戲”，“瞞和騙”的一種表現形態。這正是魯迅所深感憂慮的，他多次談到，“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12〕(我們在第三講中已有詳細討論);中國實際是個“文字的遊戲國”，“一切總愛玩些實際以上的花樣”，〔13〕不僅是“戲劇化”，更是“遊戲化”了。這些話都說得十分沉重，是充滿了關於民族與人的憂患意識的。
回到我們正在讀的這篇《馬上支日記》上來。外國學者在觀察中國時，都對中國的“面子”觀念感興趣;斯密斯也是把“演戲”與“面子”問題聯繫在一起的。因此，魯迅首先討論的也是“面子”。——這也是魯迅長期關注的一個國民性命題。除本文外，還有一次談話，即已收入《魯迅佚文全集》的日文《北京周報》記者報導的《兩周氏談：“面子”和“門錢”》，以及魯迅寫於1934年的《說“面子”》等。據記者的轉述，魯迅在談話中特別強調“面子”就是一種“虛飾”：“把自己的過錯加以隱瞞而勉強作出一派正經的面孔”;“不以壞事為壞，不省悟不謝罪，而擺出道理來掩飾過錯”，所以說“‘面子’的一面便是偽善”。〔14〕那麼，這也是“瞞和騙”的變種。在《說“面子”》一文里，魯迅更是尖銳地指出，在中國，“‘面子’是‘圓機活法’，善於變化，於是就和‘不要臉’混起來了”。〔15〕而在《馬上支日記》里，魯迅所強調的卻是他從中感到的民族危機：外國人正在“精深圓熟”地利用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官員)的面子觀念，以取得他們在外交上的“勝利”，比如，明明是干涉中國的郵政，但只要將“郵政局”改為“郵務局”，“外國人管理一點郵‘務’，實在和內‘政’不相干，這一齣戲就一直唱到現在”。——這也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做戲”。
但在1926年魯迅大談“做戲”，卻是受到現實的刺激，具體地說，在1925至1926年年間，魯迅與現代評論派及他們所支持的“當局”——北洋軍閥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釗的論戰，使他又發現了一種“偽士”的新類型。下文所說的“國粹家”、“道德家”、“上等人”都是指魯迅的這些新論敵。關於魯迅與他們的論戰，這裡暫不做專門討論，〔16〕只想交代本文所涉及的一些背景：所謂“現代評論派”，是以《現代評論》雜誌為中心的一批北京大學剛從英美歸來的年輕教授，他們自稱“特殊知識階級”(即所謂“上等人”)，下文所說的“維持公理”、“整頓學風”都是他們的主張——他們將從西方獲得的寬容、公允等理念賦予絕對真理性的“公理”的價值，又以“公理”的代表自居，要在中國“維持公理”，並據此而“整頓學風”。而身為教育總長的章士釗則於1925年主持教育部部務會議通過決議，規定自初小四年級開始讀經，下文所說的“保存國故”、“振興道德”都是章士釗們所鼓吹的。值得注意的是，魯迅與他們論戰時，並不針對他們的理念，而是著重考察他們的“言”(公開宣揚的)與“行”(實際實行的)是否一致。他發現，正是這些現代紳士開口閉口大談“寬容”，卻宣布要將持不同意見的教授“投畀豺虎”;〔17〕在女師大學潮中，他們明明站在校長楊蔭榆一邊，“自在黑暗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著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18〕在魯迅看來，這正是在“公理、正義的美名”下“行私利己”的現代“偽士”;他憤然表示：“想用串戲的方法來哄騙，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們來敷衍。”〔19〕在《十四年的“讀經”》里，他更是尖銳地揭露：“這一類的主張讀經者，是明知道讀經不足以救國的，也不希望人們都讀成他自己那樣的;但是，耍些把戲，將人們作笨牛看則有之，‘讀經’不過是這一回耍把戲偶而用到的工具”，依然是“假借大義，竊取美名”。〔20〕現在，在《馬上支日記》里，魯迅把他的這些觀察、體驗做了一個總結性的思考。他首先將其概括為一種“做戲”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