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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強調，精神界戰士的反抗，最後“指歸在動作”，也就是說，實踐性是其最基本的品格;魯迅以堅守自己的理想，並身體力行，最後“為援希臘之獨立，而終死於其軍中”的拜倫作為精神界戰士的楷模，絕不是偶然的。這也是魯迅的一個基本觀念;他的那句名言是人們所熟知的：“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拒絕現成的、別人指給的路，而要堅持自己去走，去探索自己的路——《文化偏至論》所說的“別立新宗”就是這個意思。而且魯迅很清醒地知道，走的結果不一定有路，也就是魯迅是明知最後很可能找不到路也要走的，我們在前一講中說，“走”對於魯迅是一個“絕對命令”，就是這個意思。這樣，魯迅就賦予自我主體的“動作”實踐以一種絕對的意義。
魯迅說，這樣的精神界戰士是“為世所不甚愉悅者”。這不僅因為他們的永遠的“爭天拒俗”的立場自然不為“天帝”——所有的統治者，以及所謂“公意”所相容;而且他們堅持“抱誠守真”的態度，任何情況下，都要發出“真的心聲”，說出真理與真相，這樣，他們總要發出與社會不和諧的聲音，這是最“為世所不甚愉悅”的：統治者自然希望時時聽到“和順之音”以粉飾太平，而一般民眾也希望在真相面前閉上眼睛，在自欺欺人中苟且偷生——想想那些看客們吧;精神界戰士要說真話，就自然要群起而攻之了。其實魯迅在《文化偏至論》里即已引述了尼采的話——
吾行太遠，孑然失其侶，……吾見放於父母之邦矣!
這孤獨，不被理解，被社會以至父母之邦放逐，正是一切精神界戰士的宿命。
魯迅實際上是在思考自己的命運。我們早就看出，精神界戰士，正是魯迅自己的選擇，是他的自我定位：他正是以這樣的身份、姿態出現在中國現代精神史上的。而且從一開始他就感到了如身置荒原般的孤獨與寂寞，在《摩羅詩力說》的結尾，他是如此急切地呼喚著精神同伴——
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於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聲，援吾人出於荒寒者乎?……
然則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這1907年發出的呼喚是令人震撼的——即使是一個世紀以後的今天，也依然如此。
注釋
〔1〕《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1 卷，65頁。
〔2〕《隨感錄》，《魯迅全集》8 卷，80 頁。
〔3〕《忽然想到·六》，《魯迅全集》3 卷，44頁。
〔4〕《看鏡有感》，《魯迅全集》1 卷，200頁。
〔5〕《從孩子照相說起》，《魯迅全集》6 卷，82頁。
〔6〕《說 》，《魯迅全集》7 卷，25頁、20頁。
〔7〕《人之歷史》，《魯迅全集》1 卷，17頁。
〔8〕參看朱正：《科學史的教訓——魯迅〈科學史教篇〉試譯》，《魯迅論集》，428—441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破惡聲論》，《魯迅全集》8 卷，28頁。
〔10〕《我之節烈觀》，《魯迅全集》1 卷，124頁。
〔11〕《習慣與改革》，《魯迅全集》4 卷，224 頁。
本講閱讀篇目
《文化偏至論》(收《墳》)
《科學史教篇》(收《墳》)
《摩羅詩力說》(收《墳》)
《破惡聲論》(收《集外集拾遺補編》)
《人之歷史》(收《墳》)
《說》(收《集外集》)第九講“保存我們”是“第一義”的第九講“保存我們”是“第一義”的
——讀《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二十四孝圖》及其他[KH3*9/9〗現在我們來讀魯迅“五四”時期的一些雜文和散文。
我們知道，“五四”時期有所謂新派與舊派之爭，其中一個焦點，就是如何對待中國的傳統文化。新派發動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出了“重新估定價值”的旗幟，主張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重新評價，對許多被視為天經地義的傳統觀念提出了質疑;而舊派文人則針鋒相對地提出要“保持國粹”，主張一切都不要動。
如前一講所說，魯迅在20世紀初，即反對將傳統文化絕對化、神聖化的“抱守殘缺”的傾向，以為這才是民族文化的真正危機所在。因此，在“五四”新舊論爭中，魯迅是堅決站在新文化運動這一邊的。針對“保存國粹”論，魯迅寫了《隨感錄·三十五》，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1〕
這裡講的“我們”，指的是“現在活著的中國人”，實際上包含了兩個概念，一是“現在活著的人”，而不是“過去已經死去了的人”;一是“中國人”，而不是“外國人”。所謂“保存我們”是“第一義”的，就是強調“現在活著的中國人”的生存與發展是“第一”要“義”，應該成為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與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