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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介紹、闡述的基礎上，《文化偏至論》的最後部分，魯迅提出了他的正面主張。首先是關於建設中國現代文化的戰略思想——
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較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
這裡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是把中國置於全球背景下，從對整個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的洞察中來探尋中國自身的發展道路：這確實是一個全新的眼光。其次是強調中國現代文化的建設，既要“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又“弗失固有之血脈”——這可以看做是後來在20 世紀很有影響的“拿來”與“繼承”思想的最初表述;但魯迅更強調的是，無論對“固有”的思想還是“世界之思潮”，都要有分析，要“權衡較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精神實質)”，而不能陷入全盤拿來或全盤繼承的盲目性。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魯迅看來，“取今復古”、拿來繼承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最終是為了“別立新宗”的創造。所謂“宗”即“宗旨”、“宗極”，是主要的、本源性的東西。這就是說，魯迅在20 世紀一開始，就給中國的思想文化界確立了一個戰略性的目標：要為20 世紀中國的發展提供一個全新的價值，一個終極性的理想。這就意味著整個現代文化建設都要立足於“創造”。——現在20 世紀已經結束，重讀魯迅在20 世紀初提出的上述思想與任務，會引發出怎樣的思考呢?
其次是“要什麼樣的‘近世文明’”，也即“要確立怎樣的現代化目標”?魯迅連續提問：“今敢問號稱志士者曰，將以富有為文明歟?……將以路礦為文明歟?……將以眾治為文明歟?……。”在魯迅看來，這些都是“偏至”的文明，而且並非西方文化的根本：“歐美之強，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則根柢在人。”魯迅據此而提出了他的理想——
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
可以看出，魯迅對中國的現代化道路的思考的前提，仍然是在“角逐列國”中民族的“生存”問題，最終的目的也是使中國獲得民族的主體性，“屹然獨見於天下”：這裡的民族主義的立場是十分鮮明的，這正是面對西方壓力的東方知識分子在探討自己民族的現代化道路時共有的立場與思路;因此，魯迅的“立國”的理想中，是包含了建立統一、獨立、富強、民主的現代民族國家這樣的內涵的，在這個意義上，魯迅並沒有否定西方工業文明中物質文明，以及科學、民主、平等的理念。但他的獨特之處在於，在他看來，根柢還在人，所要建立的現代民族國家首先應是一個“人國”;如果國家的統一、獨立、富強與民主要以犧牲人的個體精神自由為代價，那就絕不是我們所需要的現代化。因此，他旗幟鮮明地提出，“首在立人”，而立人之道即在“尊個性而張精神”。由此而形成了他的“立人”而“立國”的思路：首先著力於建設和張揚少數先驅者強大而獨立的個體精神自由;再通過對民眾的啟蒙，達到“國人之自覺”;而伴隨著每一個個體的個性的張揚，自由與自覺，也就產生了作為集合體的國家、民族的自由與自覺，建立起真正的“人國”。——“立人”的思想的提出，對於魯迅來說，是具有根本性的，這可以說是貫穿魯迅全部著作的中心思想;而對魯迅自己來說，“立人”構成了他的價值理想，在某種意義上，人的個體精神自由的徹底獲得，就意味著人對一切奴役的徹底擺脫，因此，這只能是一個終極性的目標。魯迅清醒地知道，這是一個永遠也不會完成的過程，人自身，以及人類總是在永遠的矛盾與困惑中獲得自由發展的。
二
我們再來讀魯迅20世紀初的另一篇重要論文《科學史教篇》。
首先引起注意的是，魯迅在思考20 世紀中國現代文化建設時，給予“科學”以特別的關注。魯迅在《文化偏至論》里說的“洞達世界之大勢”，就包括了洞察世界科學的發展：這確實是別具眼光。因此，1898年居里夫婦發現鐳，魯迅於1903年就寫了《科學史教篇》，介紹、闡釋這一科學發現的意義。他強調，鐳的發現，將“輝新世紀之曙光，破舊學者之迷夢”，“關於物質之觀念，倏一震動，生大變象”，“由是而思想界大革命之風潮，得日益磅礴”。〔6〕這裡所著眼的是科學的發現對人類思維的影響。在另一篇《人之歷史》里，魯迅介紹了康德關於宇宙起源的“星雲學說”，特別是黑格爾(通譯海格爾)的“人類種族的起源和系統論”，強調的也是“無生物之轉有生，是成不易之真理”，〔7〕這同樣也帶來了人的思維方式的變化。他的這一觀察視角也相當獨特而具有啟發性。
《科學史教篇》討論的是西方自然科學的發展和歷史，有研究者就將篇名譯作《科學史的教訓》。〔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