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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所提出的，首先是一個如何看待西方工業文明，以及與之相應的“物質”、“民主”、“平等”這樣一系列的理念的問題。而魯迅的思考方式仍然是作歷史的考察，即他所說的“請循其本”。於是，魯迅在《文化偏至論》里又展開了對“羅馬統一歐洲以來”西方文明與思想文化發展的歷史敘述。魯迅指出，當“教皇以其權力，制御全歐”，“思想之自由幾絕”，宗教改革就是不可避免的，並且“自必益進而求政治之更張”;而當封建君王的權力得到加強以後，“以一意孤臨萬民，在下者不能加之抑制”，“革命於是見於英，繼起於美，複次則大起於法朗西，掃蕩門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權，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會民主之思，瀰漫於人心”。這都說明，“民主、平等、自由”思潮在西方的興起，是一種歷史的產物，自有其歷史的合理性與無可否認的價值。而“至十九世紀，而物質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餘年之業績”，更是使“世界之情狀頓更，人民之事業益利”。但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這樣的工業文明及其理念，也會逐漸暴露其內在的矛盾，並在一定的條件下形成危機。魯迅指出，物質文明的極度發展，人們“久食其賜，信乃彌堅，漸而奉為圭臬，視若一切存在之本根”，這就陷入了物質崇拜。到“十九世紀後葉，而其弊果益昭，諸凡事物，無不質化，靈明日以虧蝕，旨趣流於平庸，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林林眾生，物慾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於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就於黯淡”。這就引起了對前提的質疑：“物質果足盡人生之本也耶?”但魯迅並沒有因此而否定物質與富裕本身;在《摩羅詩力說》里，就曾批評過因現實的“惡濁”而將“人獸雜居”的遠古蠻荒文明美化的復古傾向。“民主”、“平等”觀也面臨著同樣的危機：魯迅指出，當人們把“民主”歸之為“眾數”崇拜，“同是者是，獨是者非，以多數臨天下而暴獨特者”，那就陷入了歷史的循環，只不過“古之臨民者，一獨夫也;由今之道，且頓變而為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於興國究何與焉?”魯迅還發現，當人們把“平等”理解為“使天下人人歸於一致，社會之內，盪無高卑”，“風俗習慣道德宗教趣味好言語尚暨其他為作，俱欲去上下賢不肖之閒，以大歸於無差別”，“此其為理想誠美矣”，但“於個人殊特之性，視之蔑如，既不加之別分，且欲致之滅絕”，其結果必然是“夷峻而不湮卑(削平出類拔萃的人，而不是提高程度較低的人)”，如果真的達到了完全一樣的程度，“必在前此進步水平以下”，“流弊所至”，也將使“精神益趨於固陋”，“全體以淪於凡庸”。
魯迅這裡所發現的都是人們通常所說的“西方文明病”。這就是說，在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當中國(以及東方國家)被迫打開大門，開始廣泛接觸西方文化，以西方為師時，西方19 世紀工業文明已經日益顯出了種種弊端，成為20世紀初西方新思潮的批判對象。這一新的動向立刻被魯迅敏銳地抓住，從而產生了一個新的關注點：“19世紀末(西方)思想之為變也，其原安在，其實若何，其力之及於將來也又奚若?”他指出，這種新思潮“以矯十九世紀文明而起”，他稱之為“神思宗之至新者”，即所謂“新理想主義”。於是，魯迅以很大的篇幅介紹了一批他所說的將奠定“二十世紀文化始基”的思想家：尼 (通譯尼采)、斯契納爾(通譯斯蒂納)、勖賓霍爾(通譯叔本華)、契開迦爾(通譯克爾凱郭爾)、伊勃生(通譯易卜生)等。魯迅特意說明，“今為此篇”，既非窮盡“西方最近思想之全，亦不為中國將來立則(準則)”，只是針對國內某些人對西方工業文明的過分推崇，而強調“新神宗”思想的兩點：“曰非物質，曰重個人。”魯迅首先要引入的是“個人”的觀念。魯迅說，這本是中國傳統中所沒有的，近三四年從西方傳入後，又被中國的那些號稱識時務的名流學者，“迷誤為害人利己之義”，而加以排斥，以致一談及個人，就會被視為“民賊”。而“個人”的本意卻是要強調人的生命個體的主體性，“謂凡一個人，其思想行為，必以己為重視，亦以己為終極”，“惟發揮個性，為至高至道德”，“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屬自由”。這就賦予“個人”的概念以終極性的價值，人自己就是自己存在的根據和原因，不需要到別處(例如造物主上帝、上帝的代言人，以及民意、公意，等等)去尋找依據和原因，人的個體生命自身就有一種自足性。因而也就必然具有一種獨立不依“他”的特性。“故苟有外力來被，則無間出於寡人，或出於眾庶，皆專制也”。強調人的個體主體性，正是要擺脫對一切“他者”的依賴關係，這才有可能徹底走出被奴役的狀態，進入人的生命的自由境界。魯迅在他的介紹中，還著意強調了“精神”的意義，如“視主觀之心靈界，當較客觀之物質界為尤尊”，“精神現象實人類生活之極顛，非發揮其輝光，於人生為無當;而張大個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義也”，等等;在對精神的強調中，又特別看重人的意志力：“意力為世界之本體”，“惟有剛毅不撓，雖遇外物而弗為移，始足作社會楨幹(社會棟樑)”。——從以上魯迅對19 世紀末、20 世紀初西方新思潮有選擇的介紹與闡釋中，可以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意識”的轉換：前述西方新思想所要解決的是西方社會所面臨的所謂“工業文明病”的問題;而魯迅卻賦予這樣的新思想以雙重的批判性：它首先是指向中國傳統文明中的專制主義的——這是中國思想文化界面臨的問題，它同時也是針對中國主流派知識分子對西方工業文明的盲目崇拜的——在魯迅看來，這也是必須面對的思想文化問題。魯迅在《文化偏至論》的結尾，曾總結性地將前者(中國傳統專制主義)稱作“本體自發之偏枯”，而把後者(對西方工業文明盲目崇拜所必然產生的種種弊端)看做是“以交通傳來的新疫”，並且不無憂慮地指出，“二患交伐，而中國之沉淪遂以益速矣”。這是意味深長的：它表明，魯迅及其同類知識分子，始終懷有對傳統的專制主義與西方工業文明弊端的雙重懷疑與憂患，這樣的思路與心理重負無疑影響著他們對建設中國現代文化的設想與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