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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揚宗邦之真大，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1〕
這就是說，只有在正確地“知人”，也即與異質文化的“比較”中，才能客觀地“審己”，科學地把握與發揚自己之“真大”(真正價值)，正視與克服自己之不足，從而產生一種對本土的傳統文化與外來的西方文化的文化“自覺”。所謂“自覺”，就是克服盲目性。在魯迅看來，當務之急就是要打破“中華中心主義”，它賦予中國傳統文化以一種“至高，至上，至善，至美”的神聖靈光，從而由盲目的民族自大，導致“抱守殘缺”而不思變革，魯迅認為這才是真正民族文化危機之所在。這正是表現了魯迅對中國的國情、國民性、民族文化痼疾的深刻認識與清醒正視：中國這個民族一“大”二“人多”三“歷史悠久”，這本是好事，卻成了民族的包袱，只要有機會，就會陷入“中華中心主義”，魯迅終生都對此保持高度的警惕，隨時都在提醒國人，要防止有人在“愛國”的旗號下，販賣“中華中心主義”的私貨，他們實際上是“愛亡國者”〔2〕;對那些“希望中國永是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鑑賞”的所謂外國“友人”別有用心的“讚揚”，更要保持清醒〔3〕。也正是從這一基本警惕與批判立場出發，魯迅始終堅持一點：要“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異質的外來新文化，“儘量地吸收”，〔4〕在“比較”中不斷破除將傳統文化神聖化與凝固化的“瞞”和“騙”的迷夢，並注入新的活力，創造民族文化發展的新機。但魯迅卻要為他這一獨特與深謀遠慮的文化選擇，受到國人的無情懲罰：無論是生前還是身後(以至今天)都有人或明或暗地將魯迅視為“民族文化的罪人”以至“漢奸”。而魯迅卻從不知悔，他的立場始終堅定：“我相信自己的主張，決不是‘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要誘中國人做奴才;而滿口愛國，滿身國粹，也於實際上的做奴才並無妨礙。”〔5〕
魯迅在向西方學習的問題上，同樣強調自覺性，而反對盲目性。因此，在《文化偏至論》里，魯迅在批判了“中華中心主義”以後，接著又把批判的鋒芒指向另一種傾向：“考索未用，思慮粗疏，茫未識其所以然，輒皈依於眾志”，“近不知中國之情，遠復不察歐美之實，以所拾塵芥，羅列人前”，“喋喋譽白人肉攫(掠奪攫取)之心，以為極世界之文明者”。這裡，魯迅實際上是提出了四條明確的線：一、學習必須是獨立的主體經過自己的“考索”、“思慮”所做出的發自內心的選擇，而不能盲從於“眾志”;二、學習不是盲目崇拜，絕不能以西方文明為世界文明的頂峰，將其神聖化與終極化;三、學習必須建立在對西方文化的實情與實質(根柢)的認真考察、真正了解的基礎上;四、學習必須以認識中國的國情為前提，以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為出發點與歸宿。這樣，魯迅就與那些“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慾”，“假力圖富強之名，博志士之譽”的“輇才小慧之徒”劃清了界限，而這些人在世紀初的日本留學生界是占據了主流地位的。魯迅這樣尖銳地提出問題：“第不知彼所謂文明者，將已立準則，慎施去取，指善美而可行諸中國之文明乎，抑成事舊章，咸捐棄不顧獨指西方文化而為言乎?”
在分別考察了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分析和態度以後，我們可以回過頭來討論《文化偏至論》這個題目：這實際上是顯示了魯迅的一種文化觀的。在他看來，包括東、西方文化在內的一切文化的現實形態，都是“偏至”的，也即是不完美，不完善，有缺陷的。正視人類文化的現實形態的這種偏至性，就可以使人們不會陷入將任何一種文化神聖化、絕對化的神話，進而承認無論是東方文化還是西方文化，都是有缺陷的，同時又是各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的，它們在相互“比較”中既互相吸取、補充，又互相競爭;既互相融合，又保持各自的獨立性。——魯迅的這一“偏至”觀，以及由此建立的多元發展的文化理想，正是他與流行的東、西方文化觀的一個根本分歧。
魯迅與當時的主流派知識分子更深層次的分歧，還在於對西方文明的不同理解與選擇，以及由此而決定的“中國要建設什麼樣的近世文明(也即我們今天所說的選擇什麼樣的‘現代化道路’)”的不同追求與設想。魯迅指出，在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界占主導地位的思潮，一是“謂鉤爪鋸牙，為國家首事”，即主張“金鐵主義”的“富國強兵”之路;另一是鼓吹“製造商沽立憲國會之說”的君主立憲的道路。而在魯迅看來，這兩種對中國近世文明道路的設計，實際上是要簡單地移植西方“十九世紀末葉文明”(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西方工業文明”)，即所謂“物質”與“眾數”，但卻又將其絕對化。而在魯迅看來，這樣一種以“物質”與“眾數”為核心的西方工業文明“其道偏至”，是一種片面的有缺陷的文明，“根史實而見於西方者不得已，橫取而施之中國則非也”。他自己則提出了另一種現代文明構想：“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已興起。”——這樣兩種關於中國現代文明的不同構想，正是《文化偏至論》這篇文章所要討論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