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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前面的聲音叫我走。
老人也聽到過這聲音，但他不聽它召喚，它就不喊了。但過客卻無法拒絕這前面的聲音：正像薛毅在他的《無詞的言語》里所說，這是他內在生命的“絕對命令”——往前走。〔22〕一切都可以懷疑，但有一點不能懷疑，就是往前走。走的結果怎樣，怎麼走，這些都可以討論，但有一點不容討論，就是必須走。這是生命的底線，這一點必須守住!這正是魯迅和其他人不同之處。有的人之所以走，是因為有個烏托邦的理想世界在等著他，如果他覺得前途並非這樣理想就不走了，或者主動放棄烏托邦理想也就不走了。還有的人對自己所走的路充滿信心，對怎麼走也有清醒的認識，如胡適就是。魯迅這樣的“過客”不一樣，雖然對走的結果存在懷疑，對怎樣走也存在懷疑，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就是“向前走”——
我不能!我只得走。我還是走好罷。……(即刻昂了頭，奮然向西走去。)
(女孩扶老人走進土屋，隨即闔了門。過客向野地里蹌踉地闖進去，夜色跟在他後面。)
“我只得走”，這成為他生命的底線或絕對命令，這是生命的掙扎，是看透與拒絕一切的徹底的“空”與“無”中的惟一堅守與選擇。魯迅後來把這種“永遠向前走”的過客精神概括為“反抗絕望”——
《過客》的意思……即是雖然明知前路是墳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絕望，因為我以為絕望而反抗者難，比因希望而戰鬥者更勇猛，更悲壯。〔23〕
這樣就有了他最後寫的《野草》的《題辭》。
“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魯迅的“充實”的世界存在於“沉默”也即“無(言)”之中。
“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它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於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它還非空虛。”——魯迅的自我生命的價值是通過死亡來得以理解的，由死知生，向死而生，由死亡反過來體會、證實生命的價值。因此，他對生命有“大歡喜”。
我自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惡這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魯迅“自愛”野草，因為這是他的生命;同時也渴望“地火”的“噴出”將野草“燒盡”，也即用自我生命的毀滅，來證明新的世界的真正到來。他將為此“大笑”與“歌唱”。
“去罷，野草，連著我的題辭!”——魯迅顯然期待通過《野草》的寫作，結束自我生命的一個階段。這同時也是一個新的生命過程的預示。
到這裡，我們就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小結。從《野草》里可以看到，當魯迅將自我放逐，或者整個學界、整個社會把他放逐時，他所達到的境界：拒絕、拋棄一切“已有”、“將有”、“天堂”、“地獄”、“黃金世界”、“求乞”與“布施”、“希望”與“絕望”、“學問，道德，民意，公義”等一切被壟斷的話語、邏輯和經驗……。也就是說，對現有的語言秩序、思想秩序和社會秩序作絕望的關照，給以一個整體性的懷疑、否定和拒絕。也就是把“有”徹底掏空;或者用佛教的說法，就是要對“有所執”進行拒斥。這樣，他就達到了徹底的絕望，所擁有的就只是“黑暗”、“空虛”、“無所為”、“肉薄”……，並在這樣的擁有中實現最大的自我承擔與毀滅。這樣說，魯迅不是太黑暗了嗎?但我們一定要注意到他絕望中的反抗，他所進入的“黑暗”世界、“虛空”世界，並非我們想像的那樣一無所有，而實際上是非常豐富的，應該是更大的一個“有”：對現有一切的拒絕達到無、空，由無、空達到更大的有和實，這是一個生命的過程。所以，魯迅最後說的是：“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如果你僅僅看見承擔黑暗的魯迅，而看不到這承擔後面的“坦然”、“欣然”、“大笑”和“歌唱”，你就不能真正理解《野草》。魯迅對黑暗承擔本身雖然是極為沉重的，但另一方面，卻使他自身的生命達到更為豐富、博大、自由的境界。我們讀魯迅的《野草》時，一定要把握這兩個側面，否則很可能產生誤解。而最後，魯迅又把他的生命哲學歸結為“反抗絕望”：不計後果、不抱希望地，永遠不停地“向前走”這一絕對命令，這更是使他的生命獲得了不斷開拓的活力。
注釋
〔1〕衣萍：《古廟雜談(五)》，原載1925年3月31日《京報副刊》，引自《章衣萍集：隨筆三種及其他》，93頁，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3年版。
〔2〕《書信·341009·致蕭軍》，《魯迅全集》12卷，530頁。
〔3〕《兩地書·第一集·二四》，《魯迅全集》11卷，79—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