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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行之前，“你還想我的贈品”，於是又引出了“我能獻你甚麼呢?”也即“我還擁有什麼”的問題。“無已，則仍是黑暗和虛空而已。”——我所擁有的只是黑暗，只是空虛：“唯‘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但是我願意只是黑暗，或者會消失於白天，我願意只是虛空，決不占你的心地。”這裡連續幾個“我願意”，正是對前面的“我不”、“我不願意”的回應。——從拒絕現有與將有，到選擇無的黑暗與虛空，完成了一個歷史過程。
我願意這樣，朋友——
我獨自遠行，不但沒有你，並且再沒有別的影在黑暗裡。只有我被黑暗沉沒，那世界全屬於我自己。
注意這裡有一個轉換：當獨自遠行，一個人被黑暗所吞沒的時候，“我”達到了徹底的空與無;但也就在這獨自承擔與毀滅中，獲得了最大的有：“裹在這無邊際的黑絮似的大塊里”，〔10〕“那世界全屬於我自己”。正是在這生命的黑暗體驗中，實現了“無”向“有”的轉化：從拒絕外在世界的“有”達到了自我生命中“無”中之“大有”，這一個過程或許是更為重要的。
這裡提到了生命的黑暗體驗，這是一種人生中難以達到的可遇不可求的生命體驗，如一位研究者所說，這是一種生命的大沉迷，是無法言說的生命的澄明狀態：“如此的安詳而充盈，從容而大勇，自信而尊嚴。”你落入一個生命的黑洞之中，這黑洞將所有的光明吸納、隱藏其中，這裡存在著一種內在的、本質的光明：“充盈著黑暗的光明。”〔11〕魯迅自己也說：“愛夜的人要有聽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愛夜的人於是領受了夜所給予的光明”。〔12〕魯迅正是這樣的“愛夜的人”，不僅《影的告別》，而且整本《野草》，都充溢著他以“聽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所聽到、看到的“一切暗”，以及他所領受到的“夜所給予的光明”。——這是我們在閱讀《野草》時，首先要注意和把握的。
《影的告別》實際上講了兩個東西：一是他拒絕了什麼?一是他選擇了因而承擔並獲得了什麼?這構成了《野草》的一個基本線索。
二
《求乞者》。
讀這一篇，首先感受到的是無所不在的“灰土”——
我……踏著松的灰土。……
微風起來……四面都是灰土。
……
灰土，灰土，……
……
灰土……
灰土瀰漫整個空間，堵塞你的心，甚至要滲透到你的靈魂。這更是一種“灰土感”：生命的單調、沉重與窒息。就像魯迅所說的：“是的，沙漠在這裡。沒有花，沒有詩，沒有光，沒有熱。沒有藝術，而且沒有趣味，而且至於沒有好奇心。沉重的沙……”，〔13〕沒有任何生機，沒有任何生命的樂趣，“沒有好奇心”也就沒有任何欲望與創造的衝動。
“灰土”之外是“牆”——
我順著剝落的高牆走路，……另外有幾個人，各自走路。
這象徵著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隔膜，這心靈的隔絕不僅是社會、歷史的，更是人類本身的，人於是永遠“各自走路”。——《求乞者》一開始傳遞給我們的，不僅是生命的窒息感和隔膜感，更是一種近於絕望的孤獨的生命體驗：依然是鬱積於心的黑暗與虛無。
於是就有了“求乞”與“拒絕布施”——
一個孩子向我求乞，也穿著袷衣，也不見得悲戚，但是啞的，攤開手，裝著手勢。
我就憎惡他這手勢。而且他或者並不啞，這不過是一種求乞的法子。
我不布施，我無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給與煩膩，疑心，憎惡。
這一切(求乞與拒絕)卻又反諸於己——
我想著我將用什麼方法求乞：發聲，用怎樣聲調?裝啞，用怎樣手勢?……
我將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將得到自居於布施之上者的煩膩，疑心，憎惡。
這指向自己的“拒絕”，是徹底的;這連自己也不能逃脫的“煩膩，疑心，憎惡”，是可怕的。
顯然，這裡的“求乞”和“布施”是帶有象徵性的。首先我們可以把“布施”理解為溫暖、同情、憐憫、慈愛的象徵，人們總是祈“求”著別人對自己的同情與慈愛，也“給予”別人以同情與慈愛。這似乎是人的一種本能，但魯迅卻投以質疑的眼光：他要看看這背後隱蔽著什麼。這在《過客》里也有類似的展開，有這樣一個情節：“小女孩”出於對“過客”的同情，送給他一個小布片，這自然也是溫暖、同情、愛的象徵。“過客”開始很高興地接受了：作為孤獨的精神界的戰士，他顯然渴求著愛、溫暖和同情;但想了想之後，卻又斷然拒絕，並且表示要“詛咒”這樣的“布施者”。魯迅後來對此做了一個解釋：因為一切愛與同情，一切加之於己的布施，卻會成為感情上的重負，就容易受布施者的牽連，“不能超然獨往”;所以魯迅說：“反抗，每容易磋跌在‘愛’——感激也在內——里，那過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幾乎不能前進了。”〔14〕這就是說，作為一個孤獨的精神界戰士，要保持思想和行動的絕對獨立和自由，就必須割斷一切感情上的牽連，包括溫情和愛，既不向人“求乞”，同時也拒絕一切“布施”。因此我們也可以把這種“求乞”、“布施”理解為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一種高度概括：人總是對“他者”有所“求”，同時又有所“施”。而有所求就難免對“他者”有所依賴，以至依附;反過來，布施也難免使對方對自己有所依賴與依附：魯迅就這樣從“求乞”與“布施”的背後，看到了依賴、依附與被依賴、被依附的關係。這確實是十分獨特而銳利的觀察。更何況現實中的“求乞”常常是虛假的——魯迅對於不幸中的人們不得不求乞，本是有一種感同身受的理解與同情的，他自己就有過“從小康墜入困頓”的痛苦經歷，飽嘗過被迫“求乞”的屈辱;〔15〕但問題在於中國的“求乞者”或者自身並不真正需要求助，或者身處不幸卻並無自覺因而“並不悲哀”，但卻“近於兒戲”地“追著哀呼”，以至“裝”啞作“求乞的法子”。魯迅在“求乞”的背後又發現了“虛偽”與“做戲”：既不知悲哀(不幸)又要表演悲哀(不幸)，正是這雙重的扭曲，激起了魯迅巨大的情感波瀾：他要給予“煩膩，疑心，憎惡”!於是就又有了魯迅式的“拒絕”：這回拒絕的是“溫暖，同情，憐憫與慈愛”，他依然選擇了“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