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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以最大的勇氣，說出“真實”，就會擺脫空虛嗎?
涓生懷著結束一切，開始“新的路的開闢，新的生活的再造”的希望與決心，向子君坦言——
……我老實說罷：因為，因為我已經不愛你了!但這於你倒好得多，因為你更可以毫無掛念地做事……
出乎涓生意料之外，完全無力承受失去愛情的重擔的子君立刻陷入“恐怖”，在離開了涓生之後，“她以後所有的只是她父親——兒女的債主——的烈日一般的嚴威和旁人的賽過冰霜的冷眼”，並終於“獨自負著虛空的重擔，在灰白的長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圍的嚴威和冷眼裡”。
涓生立刻受到良心的自責，陷入痛苦的懺悔之中——
我不應該將真實說給子君，我們相愛過，我應該永久奉獻她我的說謊。……
我沒有負著虛偽的重擔的勇氣，卻將真實的重擔卸給她了。……
……我看見我是一個卑怯者，應該被擯於強有力的人們，無論是真實者，虛偽者。
……使我希望，歡欣，愛，生活的(一切)，卻全都逝去了，只有一個虛空，我用真實去換來的虛空存在。
這裡所必須面對的自我審判是雙重的：說出真話，使自己獲得了真實，卻將“真實的重擔”卸給了曾經給予自己以巨大的愛的“她”，讓她獨自承擔面對真實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這自然應該受到道德、良心的譴責;而同時提出的，是自己是否有“負著虛偽的重擔”也即獨自承擔“虛偽(說謊)”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的“勇氣”?而現在必須面對的事實，卻是自己在這兩個方面都是“卑怯者”，而且必須承受懲罰：為擺脫虛空選擇了真實，卻換來了更大的虛空。
這就是說，無論“說”與“不說”，選擇“真實”還是“說謊”，同樣逃避不了“虛空”，並且都要付出道德和良心的沉重代價。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子君的命運是悲劇性的，而涓生的處境卻具有荒誕的意味。虛空或絕望不僅是一種外部的情境，而且就是主人公自身;他的任何選擇因而都是‘虛空’與‘絕望’的。這種‘虛空’與‘絕望’是內在於人的無可逃脫的道德責任或犯罪感”，〔11〕也就是說，困惑是存在於人的存在本身的。
小說的結尾，是真正“魯迅式”的——
我願意真有所謂鬼魂，真有所謂地獄，那麼，即使在孽風怒吼之中，我也將尋覓子君，當面說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饒恕;否則，地獄的毒焰將圍繞我，猛烈地燒盡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將在孽風和毒焰中擁抱子君，乞她寬容，或者使她快意……。
這裡的“鬼魂”、“地獄”的恐怖，“孽風怒吼”、“毒焰燒盡”的酷烈，都屬於魯迅。魯迅正是要將他的人物(或許還有他自己)置於這樣的絕境，在大恐怖、大酷烈中，完成真懺悔，並以此作為“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的“第一步”。然後——
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
即使明知無論選擇“真實”還是“遺忘和說謊”，都不能擺脫虛空與絕望，但仍然要將這兩者都承擔起來——這也正是魯迅的“反抗絕望”的哲學。
而且這樣的選擇的困惑，是終生纏繞魯迅的。人們熟讀魯迅的《記念劉和珍君》，卻很少注意到貫穿全篇的“說(寫，記得)”還是“不說(沉默，遺忘)”的困惑：“先生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沒有?”——“沒有”——“先生還是寫一點罷”——“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還能有什麼言語?”——“(我一定要將這一切)顯示於非人間”，“我正有一點寫東西的必要了”——“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嗚呼，我說不出話。”不說，沉默，就意味著對黑暗現實的迴避，意味著對壓迫與痛苦的忍受，也就意味著生命的虛空與精神的死亡;說，又如何呢?面對“非人間”的血的屠戮，說(寫)有什麼用?不過是顯示自己的軟弱，徒然“使他們快意於我的痛苦”。而且說話(著文)能夠溝通相互隔絕的心靈麼?“不過供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閒人作‘流言’的種子。”——這是一個“沉默”導致虛空與死亡，“開口”又空虛、無用的兩難選擇。這一困惑對於以寫作為生命實現方式的魯迅來說，是帶有根本性的。因此，直到逝世之前的1936年2月，魯迅還寫下了《我要騙人》這四個觸目驚心的大字，表露他渴望“披露真實的心”，卻不得不“騙人”的矛盾、困惑與相伴隨的精神痛苦。〔12〕
於是，我們終於明白，我們所看到的魯迅的文字，包括本講所著重討論的“最富魯迅氣氛”的小說，都是魯迅在“真實”與“說謊”之間苦苦掙扎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