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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同時發現了魯迅情感與精神氣質的複雜與多層次性。如前文所分析，即以他與魏晉風度與魏晉風骨的精神聯繫而言，他是同時兼具稽、阮的憤激、冷峻與劉伶式的頹唐、放達的，兩者在他身上既互補又相通。作為歷史上的“異端”傳統的繼承人，正像魯迅對他的先輩的分析那樣，他自己以及他筆下的魏連殳這樣的知識分子也是一面激烈地反叛舊禮教，一面又是“守禮”即堅守基本的人倫，如對父母的孝、子女的愛的。作為永遠的探索者，魯迅身上當然有著鮮明的“生活在遠方”的“漂泊”情懷，但正像《在酒樓上》所描寫的那樣，他依然無法擺脫“思鄉的蠱惑”，並“時時反顧”。〔10〕
正是我們這裡所討論的魯迅所特有的“多疑”思維所形成的言說的複雜性、辯駁性，以及精神氣質的多層次性，形成了魯迅小說的“復調性”。他的作品總是同時有多種聲音，在那裡互相爭吵著，互相消解、顛覆著，互相補充著;總是有多種情感在相互糾纏、激盪。在魯迅的小說里，找不到許多作家所追求的和諧，而是充滿各種對立因素的纏繞、扭結，並且呈現出一種撕裂的關係。這樣的撕裂的文本是有一種內在的緊張的。但魯迅的《在酒樓上》的敘述卻這樣的從容(有研究者認為《在酒樓上》與《孔乙己》是魯迅寫得最“從容不迫”的兩篇作品)，把緊張包容在舒緩的節奏中;即使是《孤獨者》這樣具有極大的情感衝擊力的作品，最後也內斂為一種具有深刻內涵的平靜。——我想，正是在這些地方我們可以從中感悟到魯迅小說藝術的魅力。
從《在酒樓上》與《孤獨者》的閱讀中，我們還發現魯迅小說的多重底蘊：他不僅關注人的歷史與現實的命運，更進行人的存在本身的追問。《在酒樓上》對“漂泊者”與“固守者”兩種生命形態的審視，《孤獨者》關於“人的生存希望，生存狀態和生存意義”的辯駁，都具有生命哲學的意味，我們可以從中看到魯迅與魏晉玄學的深刻聯繫(也包括“清談”的方式)。——這也是所謂“魯迅氣氛”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是屬於更深層次的。
這裡，我們還想和大家一起來讀讀《傷逝》——雖然它是小說男主人公涓生的“手記”，並無自我辯駁的特點，但仍有強烈的知識分子的自懺自省性，而且也充滿了對人的生存困境的追問。
人們通常用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來闡釋《傷逝》，這也不無道理，可以作為一種解讀方式。但在我看來，《傷逝》也存在著多層底蘊，如果只注重愛情故事本文及其意義這一層面，至少是不全面的。或許我們還應該做更深層次的開掘。
小說一開始，就先聲奪人地為全篇定下了一個“懺悔，自省”的調子——
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
這就自然產生了一個問題：涓生所“悔恨和悲哀”的是什麼?——這是理解這篇小說的關鍵。
由此展開的是涓生對他與子君之間的關係的追憶。如果仔細閱讀文本，就不難發現，追憶是由兩個階段組成的，並相應發生了“中心詞”的轉移。
大體說來，從熱戀時充滿愛的等待，到結合時愛的勇敢宣言，到初婚時愛的寧靜與幸福，到日常家庭生活中愛的凝定，到遭到生活的打擊後愛的無力，直到躲在冰冷的圖書館設計未來時愛人的缺席，中心詞始終是“愛”，但卻描寫了一個從“愛”到“無愛”的過程，到涓生感到“子君，——不在近旁”時，一個動人的愛情故事已經結束了。
但這一“結束”，在男、女主人公的心理上卻出現了不同的反應：涓生完全自覺地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再愛子君，這是一個應該結束的愛情與婚姻;但子君卻渾然不知，她仍沉浸在對涓生的愛的依戀中。小說的重心於此發生了悄悄的轉移：由“愛”的回憶轉向涓生的兩難選擇：“說”出自己的無愛，還是“不說”?於是，出現了新的中心詞：“真實”、“說謊(虛偽)”與“虛空(空虛)。”作者的探索也由現實的愛情層面轉向人的言說及其背後的生存困境的追問。
我要明告她，但我還沒有敢，當決心要說的時候，看見她孩子一般的眼色，就使我只得暫且改作勉強的歡容。……
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臉，我的話一出口，卻即刻變為空虛，這空虛又即刻發生反響，回向我的耳目里，給我一個難堪的惡毒的冷嘲。
她從此又開始了往事的溫習和新的考驗，逼我做出許多虛偽的溫存的答案來，將溫存示給她，虛偽的草稿便寫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漸被這些草稿填滿了，常覺得難於呼吸。我在苦惱中常常想，說真實自然須有極大的勇氣的;假如沒有這勇氣，而苟安於虛偽，那也便是不能開闢新的生路的人。……
說謊，就是“苟安於虛偽”，這是違反自己信念的，不僅會形成巨大的道德壓力以至於“難於呼吸”，而且會陷入自我“冷嘲”而無力、也不配“開闢新的生路”，最終導致生命的“空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