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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先驅者的命運”的思考幾乎貫穿了魯迅的一生。魯迅在很多文章里都談到了先驅者“要救群眾，而反被群眾所迫害”的悲劇。〔26〕這恐怕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普遍存在，魯迅一再地記起耶穌被以色列人殺害的悲劇，在《野草》里的《復仇(其二)》里，就寫到了耶穌被釘殺時心中充滿了對愚昧的以色列人的“悲憫”和“咒詛”，〔27〕與夏瑜連聲說“可憐”確有相通之處。魯迅還一次次地寫到中國現代史上一再出現的先驅者“梟首陳屍”，只“博得民眾暫時的鑑賞”的場面，〔28〕他還引用南京的民謠：“叫人叫不著，自己頂石墳”，以為這是“包括了許多革命者的傳記和一部中國革命的歷史”。〔29〕先驅者(夏瑜們)與群眾的關係，本來是一個“啟蒙者與被啟蒙者，醫生與病人，犧牲者與受益者”的關係，但在中國的現實中，卻變成了“被看”與“看”的關係;應該說，這是魯迅充滿苦澀的一大發現：一旦成為“被看”的對象，啟蒙者的一切崇高理想、真實奮鬥全都成了“表演”，變得毫無意義，空洞、無聊又可笑。而且這樣的“被看\看”的關係，還會演變為“被殺\殺”的關係：《藥》所描寫的就是這樣一個啟蒙者(夏瑜)被啟蒙對象(華老栓一家)活活吃掉的慘烈的事實。而他的反思、質疑則是雙向的：既批判華老栓們、看客們的愚昧、麻木與殘忍，又反省啟蒙者夏瑜們自身的弱點。而我們知道，魯迅也是一個啟蒙主義者，因此，無論他對夏瑜悲劇命運的發現，還是他對啟蒙主義者的反省，最終都是指向自身的：他的憂憤的格外深廣，也正在於此。
以上我們通過《示眾》、《孔乙己》、《藥》等作品的細讀，對“看客”現象，“看\被看”模式的兩種類型做了詳盡的分析，現在可以略做一點小結。魯迅的這些小說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即是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魯迅在他的雜文中有一系列的概括與發揮。他說，中國是一個“文字的遊戲國”，〔30〕這裡一個最致命的問題，就是在中國沒有真正的堅定的信仰，“自南北朝以來，凡有文人學士，道士和尚，大抵以‘無特操’為特色的”，〔31〕對於所想與所說、所寫，都“並不真相信，只是說著玩玩，有趣有趣的”，〔32〕魯迅說“玩玩笑笑，尋開心”這幾個字“就是開開中國許多古怪現象的鎖的鑰匙”。〔33〕因此，在中國，沒有真正的“信”而“從”，只有“怕”與“利用”，最多的是“做戲的虛無黨”，所謂“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是寫盡了中國的特點的，這是一個“頗有點做戲氣味的民族”。〔34〕不但自己做戲，也把別人的言說與作為都看做做戲。也就是說，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大遊戲場，大劇場”，一切真實的思想與話語一旦落入其中，就都變成了供看客鑑賞的“表演”。魯迅在他的小說中反覆描寫的“看客”現象，就是一種全民族的“演戲”與“看戲”。這樣的全民表演，是一種極其可怕的消解力量：下層人民(祥林嫂、孔乙己們)真實的痛苦，有理想、有追求的改革者、精神界戰士(夏瑜們)真誠的努力與崇高的犧牲，都在“被看”的過程中，變成哈哈一笑。正是這全民的狂歡，“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得以繼續排下去，〔35〕“人世卻也要完結在這些歡迎開心的開心的人們”，〔36〕這些“看客”們之中。
注釋
〔1〕參看姚丹：《西南聯大歷史情境中的文學活動》，135—140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4卷，512頁。
〔3〕《徐懋庸作〈打雜集〉序》，《魯迅全集》6卷，290—291頁。
〔4〕《〈故事新編〉序言》，《魯迅全集》2卷，342頁。
〔5〕汪曾祺：《短篇小說的本質》，《汪曾祺全集》3卷，29頁。
〔6〕《〈故事新編〉序言》，《魯迅全集》2卷，342頁。
〔7〕孫福熙：《我所見於〈示眾〉者》，原載1925年5月11日《京報副刊》。收《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第1集，93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
〔8〕《娜拉走後怎樣》，《魯迅全集》1卷，163頁。
〔9〕孫福熙：《我所見於〈示眾〉者》，載1925年5月11日《京報副刊》，收《魯迅研究學術著作資料彙編》第1卷，94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
〔10〕《〈黯淡的煙藹里〉譯者附記》，收《魯迅全集》10卷，185頁。
〔11〕孫伏園：《魯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收《魯迅回憶錄》“專著”上冊，83頁，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12〕《我之節烈觀》，《魯迅全集》1卷，124頁。
〔13〕孫伏園：《魯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魯迅回憶錄》“專著”上冊，85頁，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14〕《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4卷，512頁。
〔15〕《淡淡的血痕中》，《魯迅全集》2卷，2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