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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白鬍子的人說，“打了這種東西，有什麼可憐呢?”
……聽著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滯;話也停頓了。……
“阿義可憐——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花白鬍子恍然大悟似的說。
“發了瘋了。”二十多歲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說。
這“氣憤”，這“高興”，這目光“板滯”，以及最後的“恍然大悟”，也是一種生命形態的呈現：麻木而殘忍。但這正是很多的中國人的生命常態，包括“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它構成了一個“看客”圈。“夏家的兒子”的生命選擇一旦落入這樣的“圈”里，不但其理想價值在不理解、無反應中消解為無，而且還被視為“瘋子”被徹底排斥，甚至成為被任意傷害和殺害的“正當理由”。這正是《狂人日記》里的“狂人”的命運，現在落在“夏家的兒子”身上了。
作者忙裡偷閒，兩處插入小栓的“咳嗽”。這其實並非閒筆，正是提醒讀者不要忘記，小栓(特別是他身後的父母)還指望用“夏家兒子”的生命換取自己的生命——這又是一個更麻木更愚昧也更殘酷的生命形態。
這一節的結尾，小栓“拼命咳嗽”的聲音，康大叔“包好……包好”的嚷嚷，與看客們“瘋了”的議論夾雜在一起，也會讓敏感的讀者感到恐怖與悲哀，不禁要問：究竟是誰瘋了?
(場面四)墳場相遇
“墳場”，這又是一個魯迅式的“典型環境”。一條人踩出來的路“卻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邊，都埋著死刑和瘐斃的人，右邊是窮人的叢冢。”——“在我自己，總仿佛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牆，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魯迅);〔21〕現在，連死後的生命也被人為地隔開了。
兩個母親就在這樣的墳場相遇，華家的故事與夏家的故事以最後的“埋葬”相聯結。
人們自會注意到，相遇中夏家母親“忽然見華大媽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躊躇，慘白的臉上，現出些羞愧的顏色;但終於硬著頭皮，走到左邊的一座墳前，放下了籃子”。——儘管我們讀者早已明白，她的兒子是為了大眾而犧牲，這是一個崇高的生命;但在社會的眼裡，他卻是一個被處死刑的有罪的犯人，如前文所述，看客們是將他視為“瘋了”的。在這樣的輿論壓力下，連母親也感到“羞愧”——而她原本是應該為自己的兒子而驕傲的!
這母親的不理解，特別令人震驚和恐怖。如果說從閱讀這篇小說的一開始，你就感受到了一種恐怖的氣氛;那麼，讀到這裡，你終於明白：真正令人恐怖的，不僅是一個有價值的生命的被殺害，更在於即使犧牲了生命，其價值也得不到社會的體認，只成為閒人們飯後的談資，甚至連自己的母親也不能理解，連自己流淌的鮮血也要被無知的民眾利用!
然而卻出現了紅白花圈。——這或許是絕望中的一點希望吧。但魯迅在《〈吶喊〉自序》里，卻坦誠地說明這是“平空添上”的，這是為了“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自己也“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22〕這或許就是許廣平所說的，儘管魯迅“自己所感覺的是黑暗居多，而對於青年，卻處處給與一種不退走，不悲觀，不絕望的誘導，自己也仍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作可為，向前的走去”吧。〔23〕
魯迅關注的重心顯然在母親對她兒子墳上出現的紅白花圈的反應：她驚異得幾乎發狂;(作為對比，另一個母親華大媽卻因自己的兒子和別的墳，只開著零星的青白小花，而突然感到“不足和空虛”——那是另一個生命的無價值的死亡)終於發出了“瑜兒，他們都冤枉了你，你還是忘不了，傷心不過，今天特意顯點靈，要我知道麼?”——這是隱藏在本篇背後的故事的最後一筆：我們到這時才知道他的名字：夏瑜，這顯然是從“秋瑾”那裡點化而來;我們也終於明白，這裡講的是一個先驅者的命運的故事。而按照他的母親的理解，這是一個死不瞑目的冤魂;由此而產生了一個母親的願望：“你如果真在這裡，聽到我的話，——便教這烏鴉飛上你的墳頂，給我看罷。”這母親的理解和願望，都十分的感人。
小說的結束，也是故事的結束，是驚心動魄的——
微風早經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銅絲。一絲髮抖的聲音，在空氣中愈顫愈細，細到沒有，周圍便都是死一般靜。兩人站在枯草叢裡，仰面看那烏鴉;那烏鴉也在筆直的樹枝間，縮著頭，鐵鑄一般站著。
他們(兩個母親)走不上二三十步遠，忽聽得背後“啞——”的一聲大叫;兩個人都竦然的回過頭，只見那烏鴉張開兩翅，一挫身，直向著遠處的天空，箭也似的飛去了。
我說過，這是“最魯迅式”的文字。這裡有著魯迅式的“沉默”和“陰冷”——魯迅自己說：“《藥》的收束，也分明的留著安特萊夫式的陰冷”，〔24〕又說：“安特列夫的小說，還要寫得怕人，我那《藥》的末一段，就有些他的影響，比王婆還鬼氣。”〔25〕更有著魯迅式的“絕望”——他是連母親最後一個善良的願望：兒子的“顯靈”也要讓它落空的。貫穿全篇的恐懼氣氛由此而達到了頂端。前述墳場的花圈與這裡的墳場的陰冷，正是魯迅內心深處的“希望”與“絕望”的藝術的外化，二者互相交織、補充、對錯交流，又互相撞擊、消解，匯合成了魯迅式的心靈的大顫動，也讓我們每一個讀者悚然而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