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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裡，魯迅才著手給無常畫像——
身上穿的是斬衰凶服，腰間束的是草繩，腳穿草鞋，項掛紙錠;手上是破芭蕉扇，鐵索，算盤;肩膀是聳起的，頭髮卻披下來;眉眼的外梢都向下，像一個“八”字。頭上一頂長方帽，下大頂小，按比例一算，該有二尺來高罷;在正面，就是遺老遺少們所戴瓜皮小帽的綴一粒珠子或一塊寶石的地方，直寫著四個字道：“一見有喜”。有一種本子上，卻寫的是“你也來了”。
順便說一句：在《朝花夕拾》的《後記》里，魯迅還真的畫了一幅題為《那怕你，銅牆鐵壁》的無常肖像，〔16〕和前引描述性文字對照起來看，是很有意思的。應該說，無論文字還是畫圖都是神形兼備，惟妙惟肖的。而給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這個“鬼”真有些其貌不揚，但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卻是經常可以遇見的：這是一個“平民化”的鬼。
而且普通平民還真對他有一份特殊的感情。魯迅問道：“人們一見他，為什麼就都有些緊張，而且高興起來呢?”並且這樣回答——
他們——敝同鄉“下等人”——的許多，活著，苦著，被流言，被反噬，因了積久的經驗，知道陽間維持“公理”的只有一個會，而且這會的本身就是“遙遙茫茫”，於是乎勢不得不發生對於陰間的神往。人是大抵自以為銜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們只能騙鳥，若問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陰間!
這段話里引人注目地出現了“正人君子”、“公理”這些看起來不大協調的概念。查查有關資料，就可以知道，這裡所說的“正人君子”指的是以《現代評論》雜誌為中心的一批大學教授。魯迅對他們有一個概括性的介紹和評價，說他們“從外國留學回來”，自稱“特殊的知識階級”，以“公理”的執掌者與壟斷者自居，“以為中國沒有他們就要滅亡”。〔17〕這自然引起魯迅的反感，因而展開了激烈的論戰。這裡自然不可能對這場論戰做詳盡的討論，只想指出一點：這場論戰構成了魯迅《朝花夕拾》寫作的重要的思想與心理背景，也就是說，魯迅在沉浸於對家鄉童年民間生活的回憶時，心中始終有這批“正人君子”作為“他者”存在著。在我們引述的這段話里，魯迅顯然是將“鄙同鄉的下等人”與“正人君子”相對立的;而尤其有意思的是，當魯迅談到“鄙同鄉下等人”“活著，苦著，被流言，被反噬”的命運時，實際上是把他自己擺了進去的：他在與現代評論派的論爭中，正是深受這些“正人君子”的“流言”、“反噬”之苦。也就是說，當這些“公理”的壟斷者採用種種手段要將魯迅逐出時，魯迅就深切地感到自己與“鄙同鄉下等人”處境與命運的相同，並且與他們一起感受著對於無常鬼的世界的親切與嚮往：既然陽間(人世間)的已經被這些“正人君子”壟斷，那麼，下等人(以及與他們同命運的魯迅)只能寄希望於“公正的裁判是在陰間!”於是，又有了下面這番議論——
想到生的樂趣，生固然可以留戀;但想到生的苦趣，無常也不一定是惡客。無論貴賤，無論貧富，其時都是“一雙空手見閻王”，……無常的手裡就拿著大算盤，你擺盡臭架子也無益。
魯迅在1936年去世前寫的《死》這篇文章中也說過類似的意思，他說中國人“因為生死久已經被人們隨意處置，認為無足輕重，所以自己也(把死)看得隨隨便便”，並且說自己也是死的“隨便黨”的一個。而窮人們又大多相信“死後輪迴”的觀念，死亡反而給他們一個重新投胎、改變現有命運的機會〔18〕;因此，對於時刻感受著“生之苦趣”的窮人以及魯迅這樣的知識分子不會將無常鬼視為“惡客”，這是很自然的。——當然，也還有佛教的“人生無常”的觀念的影響;所以魯迅又認為，“無常”鬼的想像正是將來自印度的佛教人生觀的“具象化”，也算是“中國人的創作”吧。而構成這種死的想像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在“死亡”面前不分貴賤貧富人人平等，作為這種觀念的具象化，“勾攝生魂的使者”無常是不徇私情的，算得上“真正主持公理的腳色”。飽受人間“公理”壟斷者的欺壓，時時“銜些冤抑”的“鄙鄉下等人”對這樣的陰間及其使者無限神往，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做了這麼多鋪墊以後，無常鬼終於“在戲台上出現了”。——但就是出場，也還要有一番鋪墊。先是交代時間：“夜深”時分;再說看客心情：愈加“起勁”。於是，先看見“他所戴的紙糊的高帽子，本來是掛在台角上的，這時預先拿進去了”;再聽見聲音：“鬼物所愛聽的”、“好像喇叭”似的特別樂器“目瞎頭”吹響起來了……
在許多人期待著惡人的沒落的凝望中，他出來了，服飾比畫上還簡單，不拿鐵索，也不帶算盤，就是雪白的一條莽漢，粉面朱唇，眉黑如漆，蹙著，不知道是在笑還是在哭。但他一出台就須打一百零八個嚏，同時也放一百零八個屁，這才自述他的履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