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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全文中最鮮亮的一筆：“雪白的一條莽漢，粉面朱唇，眉黑如漆”寥寥幾個字，就寫盡了無常的威風、嫵媚，令人拍案叫絕!“蹙著，不知道是笑還是哭”的表情則直逼他的內心世界(也是對下文的一個鋪墊)，讓觀眾也“不知道是笑還是哭”，使無常的形象變得豐厚而耐人尋味。至於“一百零八個”嚏和屁，自然是民間文學中慣有的誇飾之詞，我們讀者也仿佛聽見了台下觀眾的陣陣哄堂大笑……
然後，直接引用無常的一段唱詞，這既是戲劇演出的一個高潮，也把全文引向高潮。這位陰間之鬼竟是這樣的有人情味：堂房的阿侄突然生病，剛吃下藥，而且是本地最有名的郎中開出的藥，就“冷汗發出”，“兩腳筆直”，看阿嫂哭得悲傷，不禁善心大發，放他“還陽半刻”。不料“大王道我是得錢買放”，開了後門，“就將我捆打四十”。閻羅老子居然誤解了自己的“人格——不，鬼格”，無端的懲罰“給了我們的活無常以不可磨滅的冤苦印象，一提起，就使他更加蹙緊雙眉，捏定破芭蕉扇，臉向著地，鴨子浮水似的跳起舞來”，並且決定再也不放走一個——
那怕你，銅牆鐵壁!
那怕你，皇親國戚!
……
這真是神來之筆!看似隨和的無常突然翻轉出剛毅堅定的一面，詼諧中顯示出嚴峻，這是能給讀者以一種震撼的。更可以想見，當在人間，面對“皇親國戚”肆無忌憚地徇私舞弊而無可奈何的普通老百姓，突然在無常這裡看到了抵禦腐敗、不平等的“銅牆鐵壁”，頓會產生一種“若獲知音”之感：他的所言所為正是表達了底層民眾的願望。魯迅情不自禁地說：“一切鬼魂中，就是他有點人情;我們不變鬼則已，如果要變鬼，自然就只有他可以比較地相親近”。並且滿懷深情地寫了這樣一段話——
我至今還確鑿地記得，在故鄉時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這樣高興地正視過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愛的無常;而且欣賞他臉上的哭或笑，口頭的硬語與諧談……
這是全文的一個“核”：前面所有的描述、議論、鋪墊，都最後歸結於此。這裡，對無常的形象所做的總結、概括，自然把讀者對無常的認識提升了一步，讓我們關注“鬼”中之“人”，及“鬼”所保留的“理而情”的理想“人性”;而“至今還確鑿地記得”這樣的強調，則提醒讀者注意埋在魯迅心靈深處的永恆記憶：“在故鄉時候，和‘下等人’一起”怎樣與無常鬼同哭同笑……。這意味著，魯迅從童年起，就有了與底層人民和他們的民間想像物融合無間的生命體驗，這是他的生命之根，也是他的文學之根。如我們在第一講中所說，魯迅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還表示對作為“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人們“悲哀，叫喊和戰鬥的藝術家”的尊重與嚮往，〔19〕在某種意義上，是可以看做是對他的生命的起點的一個回應的。
而《無常》的結尾，卻突然發問：“莫非入冥做了鬼，倒會增加人氣的麼?”——這又猛然突現了對充滿鬼氣的人世間的絕望，由此自然會引發出許多聯想與感慨……
四
《女吊》一開始就引述明末王思任的話：“會籍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並且直接點明：在這一傳統薰陶下的“一般的紹興人，並不像上海的‘前進作家’那樣憎惡報復，……他們就在戲劇上創造了一個帶復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這就是‘女吊’”。——魯迅如此明確地將“鬼”(女吊)的想像與故鄉地方文化傳統相聯結，這是很有意思的。其實，我們在前面講到的“無常”，他的以堅毅為內核的豁達、詼諧的性格，以及作為其外在表現的“硬語與諧談”的語言風格，都打上了紹興地方文化的鮮明印記，魯迅因此將其與女吊並稱為紹興“兩種有特色的鬼”。而魯迅對這兩個鬼情有獨鍾，正是顯示了他與浙東地方文化的深刻聯繫〔20〕：這也是他的生命與文學之根。而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在魯迅關於女吊的敘述背後仍然存在著一個“他者”：這回是“上海的‘前進作家’”，1936年的魯迅正在與之進行激烈的論戰，魯迅稱他們是“革命工頭”、“奴隸總管”、“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21〕因此，魯迅對女吊的回憶，就具有回歸自己的“根”，以從中吸取反抗的力量的意義;而如本章開頭所說，此文又寫在魯迅生命的最後時刻，就更增添了特殊的分量。
和《無常》一樣，魯迅並不急於讓我們與女吊相見，而是竭力先做鋪墊，渲染夠了，再一睹風采，就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先從釋名說起，強調“吊死鬼”與“女性”的幾乎是先天性的聯繫。——這也正是本章開頭引述的魯迅最後一次聊天的話題;這背後的女性關懷是很明顯的。接著又據“吊神”的稱呼而強調“其受民眾之愛戴”：女吊和無常一樣，都是底層人民創造的、寄託了他們的願望與想像的鬼。〔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