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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前面已經發現，當魯迅呼喚“生命之愛”時，他無法掩飾自己內心的悲涼感：因為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正生活在一個無愛的國家，一個無愛的時代。當他發出那一聲“(造物)實在將生命造得太濫，毀得太濫了”的嘆息時，他心中想著的正是自己的祖國：中國人太多，生命也太無價值，以致誰也不把人的生命當作一回事，濫殺無辜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已經成為生活的常態，人們真正是“無所容心於其間”了。早在20世紀初，年輕的魯迅在日本留學時，就和他的朋友討論：“中國國民性中最缺少的是什麼”，結論是：一是“誠”，二是“愛”。關於“誠”的問題，容我們以後再做討論;而這種全民性的“無愛”狀態正是魯迅深感痛心，並且要竭力反抗的。他大聲疾呼：“我們還要叫出沒有愛的悲哀，叫出無所可愛的悲哀!〔6〕”一切濫殺無辜的罪行，一切對生命，特別是年輕生命的殘害，在魯迅那裡，都會引起最強烈的情感反應;他一生留下的那些噴發著憤怒之火的文字，至今仍燒灼著每一顆良知未失的心——
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
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
實彈打出來的卻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輓歌;威力也壓它不住，因為它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7〕
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8〕
我每當朋友或學生的死，倘不知時日，不知地點，不知死法，總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邊，在暗室中畢命於幾個屠夫的手裡，也一定比當眾而死的更寂寞。
我先前讀但丁的《神曲》，到《地獄》篇，就驚異於這作者設想的殘酷，但到現在，閱歷加多，才知道他還是仁厚的了：他還沒有想出一個現在已極平常的慘苦到誰也看不見的地獄來。〔9〕
現在我們對於《兔和貓》結尾的“復仇”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這些大自然與人世間的“黑貓”們，這些任意踐踏、毀滅生命，渴飲年輕人的鮮血的殺人者，絕不是魯迅的私仇，而是民族的公敵，人民的公敵，人類的公敵，大自然的公敵。
我們更應該記住魯迅的話：“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並且反躬自問：你有這樣的勇氣嗎?
由此而形成了魯迅作品的基本母題：“愛”——對每一個生命個體的關愛;“死”——生命無辜的毀滅;以及“反抗”——對來自一切方面的對生命的奴役、殘害的絕望的抗爭。
魯迅尤其不能容忍將殘害生命合法化、合理化的理論與說教——在中國，這樣地鼓吹“殺人有理”，製造“流言”誣衊死者，為殺人者開脫、辯解的“幫凶”，“從血泊里尋出閒適”〔10〕，將屠夫的殘殺化作哈哈一笑的“幫忙”與“幫閒”，是綿綿不絕的。魯迅的憤怒同樣是指向這些“偽士”們的，並且不遺餘力地與之戰鬥了一生。
魯迅特別感到詫異與警惕的，還有將流血、犧牲神聖化的“革命高論”。可以說，魯迅一生都在舌敝唇焦地向年輕的改革者進行“人的生命價值”的啟蒙教育。“三一八”慘案之後，當有人鼓吹“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時，魯迅反覆講這樣一個“常識”：“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真正的改革者絕“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11〕。魯迅的話說得十分沉重：只有“會覺得死屍的沉重”的民族，“先烈的‘死’”才會轉化為“後人的‘生’”;如果將流過的血在記憶中淡忘，“不再覺得沉重”，先烈的犧牲將會白費。〔12〕——不難注意到，魯迅並沒有絕對地否認包括流血在內的犧牲，他強調人的“生存”並不是“苟活”，因此，為了實現自己的價值理想，有時是免不了要做出某種犧牲，甚至獻出生命的;因此，魯迅說：“我們無權去勸誘人做犧牲，也無權阻止人做犧牲。”〔13〕這裡有兩條界限，一是不輕談犧牲，“不肯虛擲生命”，二是即使是不可免的犧牲，也必須是個體生命為了實現自己的價值理想而做出的自覺選擇，其本身就是一種生命價值的體現，而絕不能輕信那些自己不犧牲卻專門“勸誘”別人犧牲的“革命工頭”的謊言，做盲目的無謂犧牲。魯迅說得好：“自己活著的人沒有勸別人去死的權利，假使你自己以為死是好的，那末請你自己先去死吧。”〔14〕對這樣的專要別人去死的假革命、偽君子，應該保持必要的警惕。魯迅還說過這樣的話：“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15〕”這話說得真好：樸實無華里大有深意，耐人尋味。“教人活”，這三個字里是蘊涵著一切真正的“革命”(改革)的目的、出發點與歸宿的。革命必須建立在人道主義的基礎之上，也可以說是魯迅的一個基本命題;在以後的各講中，我們還會有更深入的展開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