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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造物也可以責備，那麼，我以為他實在將生命造得太濫，毀得太濫了。
這是《兔和貓》這篇小說最具震撼力之處。我們說這是魯迅式的文字，是因為對小動物表示愛憐之情的文字所見多多，但這樣提到“生命”的高度，特別是這樣反身於己，痛苦地自責，卻是絕少見到的。
“(造物主)實在將生命造得太濫，毀得太濫了”，魯迅這沉重的嘆息;“誰知道曾有一個生命斷送在這裡呢?……誰知道曾有一個生命斷送在這裡呢?”魯迅的一再追問，不僅顯示了“生命”在他思想中非同一般的分量與地位，更是向每一個人，首先是他自己，也包括我們每一個讀者的人性、良知的拷問。我曾經這樣寫下我的反省：“每次讀到這段文字，總要受到一種靈魂的衝擊，以至於流淚。不只是感動，更是痛苦的自責。我常常感到自己的感情世界太為日常生活的瑣細的煩惱所糾纏左右，顯得過分的敏感，而沉湎於魯迅所說的個人‘有限哀愁’里;與此同時，卻是人類同情心的減弱，對人世間人(不要說生物界)的普遍痛苦的麻木，這是一種精神世界平庸化的傾向”，我為之感到羞愧(見《心靈的探尋》第十二章)。——同學，你也聽到、注意到那“蒼蠅的悠長的，吱吱的叫聲”，那生命的掙扎之聲了嗎?
小說結尾是意味深長的：“造物太胡鬧，我不能不反抗他了，雖然也許是倒是幫他的忙。……那黑貓是不能久在矮牆上高視闊步的了，我決定的想，於是又不由的一瞥那藏在書箱裡的一瓶氰酸鉀。”——這裡出現的是典型的魯迅式的“復仇”主題。這對於魯迅是順理成章的。我們將在下文再作分析。
二
同學們大概已經意識到，這篇《兔和貓》，看似簡單，也沒有什麼複雜的情節，但我們卻從中觸摸到魯迅思想、情感與文學的某些重要方面。
如前所說，“生命”正是魯迅的一個基本概念;有的研究者認為魯迅的哲學就是一種“生命哲學”。對生命的關愛，確實是魯迅思想的一個亮點，一個底色。
這是一個博大的感情世界。這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魯迅的“生命”是一個“大生命”的概念。它不僅超越了自我生命的狹窄範圍，甚至超越了國家、民族、人類的範圍，升華到了自我心靈與宇宙萬物(生物、非生物)的契合——這在我們剛讀過的《兔和貓》、《鴨的喜劇》里有最鮮明的描述。另一方面，他所提倡並身體力行的“生命之愛”是一種“推己而及人(和萬物)，推人(和萬物)而及己”的博愛。魯迅說，“博大的詩人”是必定“感得全人間世，而同時又領會天國之極樂和地獄之大苦惱的精神”〔2〕，所有的(人世間的、宇宙萬物的)生命，他們的歡樂與痛苦，都與自己息息相關;魯迅還引述愛羅先珂的話，強調“看見別個捉去被殺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殺更苦惱”〔3〕。他為自己對同是生命的蒼蠅的掙扎聲，竟然聽而不聞，“無所容心於其間”，而痛苦地自責，就是因為從自己對其他生命存在及其死亡的麻木中，感到了自身基本感應力與同情心的喪失，從而產生了自我生命的危機感——我還是一個真正的生命麼?
魯迅對小兔子以及小狗、蒼蠅這些小動物即所謂幼雛的格外關愛，對他們無辜的死亡，感到格外的痛心，還因為他所倡導和身體力行的“生命之愛”，是一種無私的“以幼者為本位”的愛。“五四”時期魯迅寫過一篇《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我們以後還會詳加討論)，把這種愛的無私的犧牲稱之為“生物學的真理”。他說：“動物界中除了生子數目太多一一愛不周到的如魚類之外，總是摯愛他的幼子，不但絕無利益心情，甚或至於犧牲了自己，讓他的將來的生命，去上那發展的長途。”而特別有意思的是，魯迅認為這樣一種出於生命“天性”的犧牲之愛，在人類中，是存在於那些“心思純白，未曾經過‘聖人之徒’作踐的人”即普通的農民、下層人民中的;他舉例說：“例如一個村婦哺乳嬰兒的時候，決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個農夫娶妻的時候，也決不以為將要放債。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愛，願他生存;更進一步的，便還要願他比自己更好，就是進化。”在魯迅看來，“這離絕了交換關係利害關係的愛，便是人倫的索子，便是所謂‘綱’”，“所以覺醒的人，此後應將這天性的愛，更加擴張，更加醇化;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於後起新人”。魯迅自己就是這麼做的，他說他的歷史使命就是“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按：指“自己的孩子”即年輕的一代)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魯迅因此把自己定位為“歷史的中間物”，終其一生，都是“肩住黑暗的閘門”，為後來者開路的。今天我們想到魯迅，首先浮現出來的就是這樣一個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一直念念不忘存在於普通農人中的這種出於“天性的愛”。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他還寫文章讚揚同情、愛護“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的母親;他說：“這類母親，在中國的指甲還未染紅的鄉下，也常有的，然而人往往嗤笑她，說做母親的只愛不中用的兒子。但我想，她是也愛中用的兒子的，只因為既然強壯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孩子去了。”〔4〕在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魯迅對於生活在中國社會底層的農民，普通民眾的親和感和深切理解，彼此之間存在著一種血肉般的聯繫。在下一講，我們將對這一點做更深入的討論;這裡想強調的是，魯迅由此而形成了他的“弱者本位”的觀念，這與前面所說的“幼者本位”是相輔相成的。魯迅曾經高度評價一位德國的女畫家凱綏·珂勒惠支，說她是為“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們“悲哀，叫喊和戰鬥的藝術家”〔5〕，其實這也是魯迅的自我定位——這構成了魯迅形象十分重要的另一個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