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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凡事都有例外，如果過得了紀委這一關，就說明只是黨內問題。黨的政策是不會放過一個壞人，也不會冤枉一個好人。
鄭書記和余世傑的第一次談話就定了調子：余世傑跟羅新建是正常的工作關係。
不過，為了不顯得過於草率，鄭書記還是約余世傑又談了兩次。
這兩次的談話就輕鬆多了。
余世傑大嘆生意難做，鄭書記也倒了自己工作中的許多苦水。
除了第一次談話倆人用的是半咸不淡的國語外，再往後鄭書記和余世傑都用的是自己的母語——廣東話。
語言學家認為每一種語言包括方言都有其獨特的親和力和思維習慣：
英語中很少使用命令式的口氣指使你必須做什麼，非要下指令也大多用祈使句。這充分體現了西方的民主和平等的意識。
上海話談起外地人用得最多的一個詞彙是“鄉下人”，流露出上海人身處中國最大的城市的優越感。
廣東話是所有漢語方言中，使用拒絕他人的語句次數最多的，動輒會告訴你——“唔得”（不可以）；但一番通融之後，很快就變成“搞掂”（可以）了。如果用廣東話來傳達中央文件，會變得非常滑稽，仿佛所有的“三令五申”、“明令禁止”都是有階段性的、有條件的並且可以通融改變的。
有關部門為此曾專門發文要求廣東黨政機關傳達上一級精神一定要用普通話。
鄭書記和余世傑的談話由國語變為廣東話，說明麻煩已經過去了。
余世傑在鹿港市絕對是個凡事搞得掂的人。
從公安局撈一兩個人出來，對余世傑來說是小菜一碟。
歐陽成看得出老闆這幾天心情不好，便沒有拿何家全的事煩他；歐陽成還有另一層的擔憂，當年何家全離開余世傑另立門戶，倆人多多少少結下了些疙瘩，他拿不準，余老闆肯不肯幫這個忙。
這些年，歐陽成跟著余世傑鞍前馬後也結識了鹿港方方面面一些朋友，他想用自己的力量試一試。當年，何家全要自立門戶的時候，自己臨陣脫逃，他總覺得虧欠了何家全什麼。這次何家全出了事，他誠心誠意想施以援手。可打了一圈電話連何家全具體關在哪裡也沒打聽出來。
歐陽成只好硬著頭皮去求余世傑。
還沒等歐陽成開口，余世傑就一語道破了他的心事：“我知道這幾天你一直在找我，一定是為了何家全的事吧？”
“是的，老闆。”
歐陽成覺得余世傑簡直是全能的。
“你四處打電話，這樣不好，也不會問出什麼結果。任何時候都不能亂了陣腳，要學會泰山崩於前而不改色。”
余世傑不言自威，歐陽成仿佛一下子矮了半截。
不知為什麼，在余世傑面前，歐陽成永遠感到自己是個打工的，從來沒有過平起平坐的感覺。
“何家全的案情很複雜，人是關在鹿港市看守所，但是省里直捕的，是上面掛了牌的大案，幾乎把所有的管道都封鎖了，鹿港市方面一點也插不上手。目前仍在偵查階段，不能見親屬，也不能見律師，連口信都傳不進去。你知道省里已超出了我的勢力範圍。我是愛莫能助啊。”
歐陽成的心一下子涼了半截，如果余老闆不肯幫忙，何家全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孫洋對何家全的被抓表示了極大的關心，以最快的速度趕回了鹿港。他特地約梅舒見了個面，告訴梅舒如果需要用錢，儘管開口。
貝鈴集團的銀行帳號和何家全的個人財產都被凍結了。何家全所有的錢都投在貝鈴的生意上，從沒為梅舒存過什麼錢。
此時此刻，孫洋的慷慨大方，很是讓梅舒感動。
孫洋告訴梅舒經濟案件最好能用經濟的方式來解決，有錢能使鬼推磨，至於怎麼去推，才是事情的關鍵。
鹿港屋檐下
“請問我犯了什麼罪，你們憑什麼抓我？”
在囚車上，何家全依然底氣十足。
“到現在，如果你還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我們會給時間讓你好好反省的。”
押解何家全的警官長得白白淨淨，看上去年紀不大，一身便服，仿佛是剛走出校門的大學生，但說話口氣卻十分威嚴。
“我要見我的律師，這是我的權利。”
“你是有權見律師，但現在不行。你的案情比較複雜。適當的時候，我們會為你安排的。”
何家全心裡開始打鼓，貝鈴集團的電子產品涉及的進出口領域十分廣泛，和荷蘭飛利浦公司、日本索尼公司都有密切的合作，產品遠銷俄羅斯和東南亞。何家全知道貝鈴使用的很多進口的電子元件都是從海上漂來的“水貨”，可貝鈴只是花錢買貨，從來沒有參與過走私。莫非是貝鈴遍布全國的經銷商又惹了什麼麻煩。
“蹲下！”
一聲呵斥，使何家全回到現實中來。
警車已開進了鹿港市看守所。
看守所的院子裡，刷著一幅大標語：
這是什麼地方？你是什麼人？你為什麼會來到這裡？你應該怎麼做？
白底紅字，十分刺目。
在更衣室，管教民警熟練地抽掉了何家全的腰間的鱷魚皮帶，連同何家全的那塊勞力士金表一同扔進了一個裝垃圾用的黑色塑膠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