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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是洋涇浜英語，乃是因為語法簡單，詞彙量少，簡單而通用。比如海關監督衙門發的部票，無論是引水持的紅票，允許卸貨的貨票，還是最後放關的部票，一律稱為Chop。對于洋人來說，Chop最是重要，代表官府的許可。以此引申，重要和快，也都稱為Chop，比如Chop Chop，就是「快，快」進行催促的意思。以訛傳訛，筷子也變成了Chopsticks，在英語中使用至今。這是題外之話。
再說海關監督。「粵海關監督關部正堂」的全名經過簡化，到了洋涇浜英語那裡，就變成了Hoppo，中文再翻譯回來，勉強是「海部」這兩個字。研究廣東十三行歷史的，多受梁嘉彬等人之誤導，把Hoppo說成是「河伯」，甚謬矣。這個名詞一發明，在洋涇浜英語裡面，使用的範圍和頻率非常之高。海部既指海關監督大人，也指海關監督衙門，甚至一切和海關有關的人和物，都稱為海部。比如「海部的人」Hoppoman指的是海關的胥役，「海部船」就是海關衙門的官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海部大人的名字，和洋貨行的字號和行商名字一樣，洋人大班自然是不耐煩記的，海關監督，一律都稱海部；萬一要加以區別，就加上個前綴，基本上和稱呼行商的辦法是一樣的。楊文乾的稱呼，就是「撫院海部」，（FouyenHoppo 或GovernorHoppo）。其實兼署粵海關監督的巡撫甚多，只是楊文乾獨得了此名，可見他對廣州的外洋貿易，影響巨大。
撫院海部楊文乾的改革，「規禮」和「繳送」
上文說過，楊文乾是個大大的能員，頗得雍正之器重。上任伊始，從洋貨行當中選出六家，任為行頭，專責為外洋船擔保。大概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洋貨行的行商要為外洋船承擔責任，既要擔保行為準則，又要擔保外洋船按例納稅。衙門的責任減輕不少，行商們分成了兩等。這項改革，尚算溫和，得罪的人並不多。行商們甚至大有實惠。
據說任命為「行頭」的行商當中，可以從海關監督衙門借官銀一萬兩，用作資本，在外洋船未到黃埔之前，從內地採購大量的茶葉瓷器。這樣一來，行商的資本和實力大增，外洋船到，也有足夠的貨物可以購買，對於促進廣州的外洋貿易，自然是功勞不小。但是楊文乾把官銀借給行商經營，實屬膽大無比，此後對他的諸多攻訐，也有許多由此而起。
楊文乾的第二項改革，乃是把各種名目繁多的紅包，統一歸併成一項「規禮」，合銀一千九百五十兩，統一上繳海關監督衙門。上繳海關之後，再予以分派，其中一千零八十九兩許作為關稅收入，五百十六兩許分派給守關的綠營軍隊，一百二十五兩許轉給糧道衙門，餘下的作為通譯的報酬和其他費用；粵海關官吏上下人等，私人口袋裡卻一錢銀子也不見了。
本來，沿前朝之例，丈量船隻儀式結束之後，中外雙方互送禮物，基本原則是價值對等。但是關務管理鬆弛，天長日久，那些家人胥役的敲詐勒索變成了規矩：好比引水的紅包多少，查驗槍炮的紅包多少，准許卸貨的紅包多少，花樣繁多，統統落入私人口袋。想來那些把守關口的綠營官兵和相關的糧道、鹽運使、布政使衙門，官吏上下也各有妙法，楊文乾任之前，皆大歡喜。
雍正四年，楊文乾這一改革，可以說是把廣州城翻了個天。把這許多官吏的私人好處統統奪走，而且嚴令此後不許敲詐勒索，引發的矛盾和怨恨，可想而知。毫不誇張地說，官吏們彼時殺了楊文乾的心都有。官場上下，登時串通一氣，設法要把楊文乾扳倒。雍正四年五月，廣東按察使官達首當其衝，上疏參奏楊文乾營私舞弊，貪墨稅銀。《文獻叢編》，廣東按察使官達疏。其他的官吏，也紛紛上疏參他。這是官面上的一個方面。
在外洋船的大班方面，一點也不領楊文乾的這個情。敲詐勒索變成了統一的「規例」，臨到辦事情的時候，該要被勒索的還是要被勒索，事情有了困難，沒有紅包這樣美妙的東西去潤滑一下，何以解決？所以楊文乾這樣一來，等於憑空又多了一千九百五十兩的費用，而且是上交衙門，一點人情也買不到。這還不算是最大的問題，最刻薄的，是這位撫院海部，居然規定將所有的番銀加一徵收。
康熙四十七年，粵海關出台新的政策，對外洋船帶來的貨物加收百分之六的附加稅。洋人大班們雖然非常不滿，但是也無可奈何，何況帶來的貨物畢竟是在少數。一個主權國家的海關，對進口貨物加收百分之六的進口附加稅，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楊文乾的第三項改革的內容，卻是把這項附加稅增加到百分之十，並且適用於外洋船帶來的所有銀元。這就是著名的所謂將「番銀加一徵收」案。
附加稅從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十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帶來的銀元加一徵收。前文說過，一條像藍旗國首次到港的二等外洋船，帶來的銀元之數，就合紋銀八萬兩之多；而更大些的船，所帶的銀元要合到十四五萬兩。平均說來，每條外洋船帶來用於購買貨物的銀元當在十一二萬兩左右。這樣一筆巨大的數目，一下子要上交百分之十，影響十分巨大。
番銀加一徵收，名曰「繳送」，對洋人大班來說，實在是官府對外洋船的巧取豪奪，忍無可忍。所以外洋船的大班們也和廣州的上下官吏一樣，對楊文乾恨之入骨。雍正四年開始，洋人抵制這個「加一徵收」稅的行動就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凡是能夠告狀伸冤的機會，從不放過。雍正四年開始，在企圖扳倒楊文乾的浪潮中，洋人大班們也出了一份大力。
再說海關監督。「粵海關監督關部正堂」的全名經過簡化，到了洋涇浜英語那裡，就變成了Hoppo，中文再翻譯回來，勉強是「海部」這兩個字。研究廣東十三行歷史的，多受梁嘉彬等人之誤導，把Hoppo說成是「河伯」，甚謬矣。這個名詞一發明，在洋涇浜英語裡面，使用的範圍和頻率非常之高。海部既指海關監督大人，也指海關監督衙門，甚至一切和海關有關的人和物，都稱為海部。比如「海部的人」Hoppoman指的是海關的胥役，「海部船」就是海關衙門的官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海部大人的名字，和洋貨行的字號和行商名字一樣，洋人大班自然是不耐煩記的，海關監督，一律都稱海部；萬一要加以區別，就加上個前綴，基本上和稱呼行商的辦法是一樣的。楊文乾的稱呼，就是「撫院海部」，（FouyenHoppo 或GovernorHoppo）。其實兼署粵海關監督的巡撫甚多，只是楊文乾獨得了此名，可見他對廣州的外洋貿易，影響巨大。
撫院海部楊文乾的改革，「規禮」和「繳送」
上文說過，楊文乾是個大大的能員，頗得雍正之器重。上任伊始，從洋貨行當中選出六家，任為行頭，專責為外洋船擔保。大概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洋貨行的行商要為外洋船承擔責任，既要擔保行為準則，又要擔保外洋船按例納稅。衙門的責任減輕不少，行商們分成了兩等。這項改革，尚算溫和，得罪的人並不多。行商們甚至大有實惠。
據說任命為「行頭」的行商當中，可以從海關監督衙門借官銀一萬兩，用作資本，在外洋船未到黃埔之前，從內地採購大量的茶葉瓷器。這樣一來，行商的資本和實力大增，外洋船到，也有足夠的貨物可以購買，對於促進廣州的外洋貿易，自然是功勞不小。但是楊文乾把官銀借給行商經營，實屬膽大無比，此後對他的諸多攻訐，也有許多由此而起。
楊文乾的第二項改革，乃是把各種名目繁多的紅包，統一歸併成一項「規禮」，合銀一千九百五十兩，統一上繳海關監督衙門。上繳海關之後，再予以分派，其中一千零八十九兩許作為關稅收入，五百十六兩許分派給守關的綠營軍隊，一百二十五兩許轉給糧道衙門，餘下的作為通譯的報酬和其他費用；粵海關官吏上下人等，私人口袋裡卻一錢銀子也不見了。
本來，沿前朝之例，丈量船隻儀式結束之後，中外雙方互送禮物，基本原則是價值對等。但是關務管理鬆弛，天長日久，那些家人胥役的敲詐勒索變成了規矩：好比引水的紅包多少，查驗槍炮的紅包多少，准許卸貨的紅包多少，花樣繁多，統統落入私人口袋。想來那些把守關口的綠營官兵和相關的糧道、鹽運使、布政使衙門，官吏上下也各有妙法，楊文乾任之前，皆大歡喜。
雍正四年，楊文乾這一改革，可以說是把廣州城翻了個天。把這許多官吏的私人好處統統奪走，而且嚴令此後不許敲詐勒索，引發的矛盾和怨恨，可想而知。毫不誇張地說，官吏們彼時殺了楊文乾的心都有。官場上下，登時串通一氣，設法要把楊文乾扳倒。雍正四年五月，廣東按察使官達首當其衝，上疏參奏楊文乾營私舞弊，貪墨稅銀。《文獻叢編》，廣東按察使官達疏。其他的官吏，也紛紛上疏參他。這是官面上的一個方面。
在外洋船的大班方面，一點也不領楊文乾的這個情。敲詐勒索變成了統一的「規例」，臨到辦事情的時候，該要被勒索的還是要被勒索，事情有了困難，沒有紅包這樣美妙的東西去潤滑一下，何以解決？所以楊文乾這樣一來，等於憑空又多了一千九百五十兩的費用，而且是上交衙門，一點人情也買不到。這還不算是最大的問題，最刻薄的，是這位撫院海部，居然規定將所有的番銀加一徵收。
康熙四十七年，粵海關出台新的政策，對外洋船帶來的貨物加收百分之六的附加稅。洋人大班們雖然非常不滿，但是也無可奈何，何況帶來的貨物畢竟是在少數。一個主權國家的海關，對進口貨物加收百分之六的進口附加稅，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楊文乾的第三項改革的內容，卻是把這項附加稅增加到百分之十，並且適用於外洋船帶來的所有銀元。這就是著名的所謂將「番銀加一徵收」案。
附加稅從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十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帶來的銀元加一徵收。前文說過，一條像藍旗國首次到港的二等外洋船，帶來的銀元之數，就合紋銀八萬兩之多；而更大些的船，所帶的銀元要合到十四五萬兩。平均說來，每條外洋船帶來用於購買貨物的銀元當在十一二萬兩左右。這樣一筆巨大的數目，一下子要上交百分之十，影響十分巨大。
番銀加一徵收，名曰「繳送」，對洋人大班來說，實在是官府對外洋船的巧取豪奪，忍無可忍。所以外洋船的大班們也和廣州的上下官吏一樣，對楊文乾恨之入骨。雍正四年開始，洋人抵制這個「加一徵收」稅的行動就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凡是能夠告狀伸冤的機會，從不放過。雍正四年開始，在企圖扳倒楊文乾的浪潮中，洋人大班們也出了一份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