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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廣總督鄂彌達本來已經具名嚴參海關監督祖秉圭貪墨海關稅銀，只是朝廷還沒有反應。這件事情一出，對祖秉圭更是大怒。是否又上了奏摺參他，不得而知，但是移文海關總督衙門，斥責其對外夷教化不力，則是肯定的事情。祖秉圭很沒有面子，一口惡氣，自然出在為之作保的行商和通譯身上：陳汀觀被叫到衙門，罵得狗血淋頭，但是這位行商向來和祖秉圭關係不錯，所以也不好太過於為難他。
罵完陳汀觀之後，海關監督大人下令所有給紅毛國夷館服務的中國人全部撤出，另外派兵團團圍住紅毛國夷館，不讓任何中國人靠近；接著，又將紅毛國外洋船的通譯，捉到黃埔錨地，枷號示眾。可憐的通譯估計還被打了一頓屁股，無比悽慘地被鎖在紅毛國洋人看得見的地方，以此告誡這些「遠夷」。這樣的做法，多少有點滑稽。這便是雍正十年，著名的洋人放槍驚秋闈事件。
雍正十年，與其說中國官府怕洋人，毋寧說是外洋遠夷怕中國官府的多，至少洋人大班們就很怕什麼事情不妥，得罪了官府和中國的皇帝，不許他們再到廣州來貿易。從洋人大班的記載中看，當時督撫和海關監督，在洋人心目之中，也頗有威信。此外，祖秉圭任海關監督的這些年，對遠夷洋人禮遇有加，也算是禮貌得體。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堂堂的海關監督衙門，就是不肯直接和遠夷洋人打交道，大概是問題的關鍵。任何事情，都要通過行商和通譯轉達，出了事情，也不找洋人的麻煩，而是唯行商和通譯是問：抓來打屁股，或者殺雞儆猴。這樣一來，官府的威信固然不足，行商和通譯得不到洋人的尊重，洋人也越來越放肆，好像中國官府只會懲治中國人，而不會直接抓住他們打屁股。有清一代，這種規矩，日後遺患無窮，給官府增添了不知多少煩惱。這是後話，三百年前，自然也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
事情最後不了了之，崇義行的陳汀觀卻弄得十分懊惱。無端惹了這種麻煩，可見這保商也不是容易做的。好在海關監督大人還算給他面子，沒有把他也同通譯一樣，給抓起來枷號示眾，算是保住了臉面，可見和海關監督大人的交情，還是十分重要。藍旗國的外洋船到港不足一月，廣州城內外，已經有了不少事情，而且氣氛日益緊張，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陳汀觀唯一希望的是，這藍旗國的外洋船，能夠平安無事，多多在崇義行購買茶葉、瓷器和絲綢罷了。
海部大人
粵海關監督關部正堂和海關監督衙門
大清粵海關監督關部衙門，在廣州城外貿易鎮的東邊，和鎮中間的大街連在一起。衙門前面有個廣場，廣場上一桿「粵海關監督關部祖」的大旗獵獵招展。廣場前面是憑珠江而踞的總巡口，稽查往來船隻。清初開關貿易之前，海關監督衙門原是廣東省的糧道衙門，本身規模就不小；康熙二十三年開始修繕擴充，最後改成了粵海關監督衙門。
康熙朝為了平定台灣，一是禁海，二是遷海，將廣東福建沿海居民，遷離海邊。沿海居民流離失所，民不聊生。禁海禁了二十多年，等到平定台灣，疆域統一，沿海的民生已經十分艱難。康熙皇帝為了恢復民生計，下旨開海貿易。地方大員有反對意見，也受到康熙皇帝嚴詞訓斥。康熙二十四年，我們的故事發生之前四十六年，設立了粵海關。
上文說到，粵海關初設之時，外洋船前來廣州貿易者甚少，至康熙三十八年以後才漸次增多。外洋船大量來港，已經是雍正年間的事情了。但是康熙朝的海關監督大人，更換頻繁，大多數是八旗的滿洲戰將，絲毫不懂夷務，所以海關監督任上，幾乎都沒有建樹。具體操作者，大概都是以前市舶司的一些胥役和書辦。
雍正二年，廣東巡撫年希堯兼海關監督一職。年希堯是雍正皇帝私家的包衣奴才，也是皇上的大舅子。他的弟弟，就是有名的年羹堯。但是年希堯的官聲一直不好，也不算能幹。海關事務，都在他的家人手中，以至外洋船的大班們，無不知道海關監督大人之家人的重要性。家人有放肆的，加上書辦胥役，一應官府之人，竟將這外洋貿易，當作了大飽私囊之天賜良機，敲詐勒索的本事，可謂機智奇巧，層出不窮。
海關監督大人不謀其政，推動外洋船貿易的動力，便成了大大小小的紅包。任何事情，只要紅包一到，就順風順水；紅包不到，任何事情也敢叫你辦不成。雍正元年，海關監督那山任上，外洋船大班居然通過行商陳壽觀，用一個七百二十五兩銀子的紅包，打通關節，向兩廣總督上書，走了一個大大的後門。紅包之威力，不言而喻。這是雍正四年以前的情況。
雍正三年，名臣田文鏡手下的河南布政使楊文乾升為廣東巡撫，兼署粵海關監督。楊文乾是重臣楊宗仁之子，向來有能幹的名聲；本人既當過一省的按察使，又當過布政使，熟知刑名和錢糧，和前任的那些滿洲將軍比，自然作風和方法大大不同。雍正三年至七年，楊文乾在任上三載多時間，也是第一任居官超過一年以上的海關監督，任上所出的政令又多，所以他這個「撫院海部」的名頭，在外洋大班當中，十分響亮。
雍正年間，廣州貿易的通用語言，乃是一種特殊的英語，即最早的所謂洋涇浜英語。這種英語，雖然詞彙還是以英語為主，但是吸收了大量葡萄牙語的詞彙，卻以廣東話作為語法基礎。奇妙的是，廣東話的語法和英語的語法並無很大差別，所以這種英語也大為流行，行商、通譯、買辦，也有個別衙門裡的胥役，都用洋涇浜英語和洋人交流。
罵完陳汀觀之後，海關監督大人下令所有給紅毛國夷館服務的中國人全部撤出，另外派兵團團圍住紅毛國夷館，不讓任何中國人靠近；接著，又將紅毛國外洋船的通譯，捉到黃埔錨地，枷號示眾。可憐的通譯估計還被打了一頓屁股，無比悽慘地被鎖在紅毛國洋人看得見的地方，以此告誡這些「遠夷」。這樣的做法，多少有點滑稽。這便是雍正十年，著名的洋人放槍驚秋闈事件。
雍正十年，與其說中國官府怕洋人，毋寧說是外洋遠夷怕中國官府的多，至少洋人大班們就很怕什麼事情不妥，得罪了官府和中國的皇帝，不許他們再到廣州來貿易。從洋人大班的記載中看，當時督撫和海關監督，在洋人心目之中，也頗有威信。此外，祖秉圭任海關監督的這些年，對遠夷洋人禮遇有加，也算是禮貌得體。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堂堂的海關監督衙門，就是不肯直接和遠夷洋人打交道，大概是問題的關鍵。任何事情，都要通過行商和通譯轉達，出了事情，也不找洋人的麻煩，而是唯行商和通譯是問：抓來打屁股，或者殺雞儆猴。這樣一來，官府的威信固然不足，行商和通譯得不到洋人的尊重，洋人也越來越放肆，好像中國官府只會懲治中國人，而不會直接抓住他們打屁股。有清一代，這種規矩，日後遺患無窮，給官府增添了不知多少煩惱。這是後話，三百年前，自然也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
事情最後不了了之，崇義行的陳汀觀卻弄得十分懊惱。無端惹了這種麻煩，可見這保商也不是容易做的。好在海關監督大人還算給他面子，沒有把他也同通譯一樣，給抓起來枷號示眾，算是保住了臉面，可見和海關監督大人的交情，還是十分重要。藍旗國的外洋船到港不足一月，廣州城內外，已經有了不少事情，而且氣氛日益緊張，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陳汀觀唯一希望的是，這藍旗國的外洋船，能夠平安無事，多多在崇義行購買茶葉、瓷器和絲綢罷了。
海部大人
粵海關監督關部正堂和海關監督衙門
大清粵海關監督關部衙門，在廣州城外貿易鎮的東邊，和鎮中間的大街連在一起。衙門前面有個廣場，廣場上一桿「粵海關監督關部祖」的大旗獵獵招展。廣場前面是憑珠江而踞的總巡口，稽查往來船隻。清初開關貿易之前，海關監督衙門原是廣東省的糧道衙門，本身規模就不小；康熙二十三年開始修繕擴充，最後改成了粵海關監督衙門。
康熙朝為了平定台灣，一是禁海，二是遷海，將廣東福建沿海居民，遷離海邊。沿海居民流離失所，民不聊生。禁海禁了二十多年，等到平定台灣，疆域統一，沿海的民生已經十分艱難。康熙皇帝為了恢復民生計，下旨開海貿易。地方大員有反對意見，也受到康熙皇帝嚴詞訓斥。康熙二十四年，我們的故事發生之前四十六年，設立了粵海關。
上文說到，粵海關初設之時，外洋船前來廣州貿易者甚少，至康熙三十八年以後才漸次增多。外洋船大量來港，已經是雍正年間的事情了。但是康熙朝的海關監督大人，更換頻繁，大多數是八旗的滿洲戰將，絲毫不懂夷務，所以海關監督任上，幾乎都沒有建樹。具體操作者，大概都是以前市舶司的一些胥役和書辦。
雍正二年，廣東巡撫年希堯兼海關監督一職。年希堯是雍正皇帝私家的包衣奴才，也是皇上的大舅子。他的弟弟，就是有名的年羹堯。但是年希堯的官聲一直不好，也不算能幹。海關事務，都在他的家人手中，以至外洋船的大班們，無不知道海關監督大人之家人的重要性。家人有放肆的，加上書辦胥役，一應官府之人，竟將這外洋貿易，當作了大飽私囊之天賜良機，敲詐勒索的本事，可謂機智奇巧，層出不窮。
海關監督大人不謀其政，推動外洋船貿易的動力，便成了大大小小的紅包。任何事情，只要紅包一到，就順風順水；紅包不到，任何事情也敢叫你辦不成。雍正元年，海關監督那山任上，外洋船大班居然通過行商陳壽觀，用一個七百二十五兩銀子的紅包，打通關節，向兩廣總督上書，走了一個大大的後門。紅包之威力，不言而喻。這是雍正四年以前的情況。
雍正三年，名臣田文鏡手下的河南布政使楊文乾升為廣東巡撫，兼署粵海關監督。楊文乾是重臣楊宗仁之子，向來有能幹的名聲；本人既當過一省的按察使，又當過布政使，熟知刑名和錢糧，和前任的那些滿洲將軍比，自然作風和方法大大不同。雍正三年至七年，楊文乾在任上三載多時間，也是第一任居官超過一年以上的海關監督，任上所出的政令又多，所以他這個「撫院海部」的名頭，在外洋大班當中，十分響亮。
雍正年間，廣州貿易的通用語言，乃是一種特殊的英語，即最早的所謂洋涇浜英語。這種英語，雖然詞彙還是以英語為主，但是吸收了大量葡萄牙語的詞彙，卻以廣東話作為語法基礎。奇妙的是，廣東話的語法和英語的語法並無很大差別，所以這種英語也大為流行，行商、通譯、買辦，也有個別衙門裡的胥役，都用洋涇浜英語和洋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