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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內爾森的報復
死亡並不能總是平息怨恨，也不能終止仇視。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約翰的死實際上重新點燃了這種情緒。內爾森聽說約翰的遺囑中沒有包括500萬美元用于波坎蒂克的內容，他失去了理智。當相關的條款念給我們聽的時候，我看得出來，內爾森氣得眼睛都圓了。至於約翰最終的確將500萬美元的內容寫進了遺囑，這一點對內爾森來說並沒有區別;最重要的是，他沒有在上面簽字。對內爾森而言，約翰欺騙了他，而這是他絕對不能容忍的。
內爾森立刻召集他的律師們，重新立下遺囑，將用于波坎蒂克捐資的500萬美元內容刪除，將自己在開闊區里他享有的份額留給哈皮，將自己在歷史區裡的份額具體指定給全國歷史保護信託(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他規定，在他身故以後，他的遺囑執行人沒有修改這些內容的權力。
內爾森沒有將這些修改告訴勞倫斯，也沒有告訴我，直到將近6個月以後，也就是1978年12月。當時，他把我們叫到他的辦公室，通知我們說，如果我們希望繼續按照原先談判的那樣實施波坎蒂克計劃，那麼我們就不得不在他死後從哈皮手裡買下他在開闊區的份額。我義憤填膺，並明確把自己的感受告訴了內爾森。看到我如此憤怒，內爾森稍作讓步，說他的遺囑不是最終的，並希望我們能夠將事情挽回。但事情的結果並非如此。
當我問他為什麼要作這些修改時，內爾森解釋說，全國歷史保護信託的負責人卡爾•休梅爾辛向他保證，其信託機構通過國會行為，將成為出售遠洋石油租賃而獲取的數百萬美元的受益人，將很容易開發並維護“基魁特”，用於歷史保護和公共參觀;因此，我們誰也不需要再掏出自己的錢來捐資了。
我不信任地搖搖頭。內爾森太了解政治家的許諾了(他自己就做過這種許諾)，應該知道事情會發生變化的—果不其然，撥放這些資金的立法沒能在國會通過。儘管如此，在報復約翰並向人們表明自己擁有控制權的欲望的驅使下，內爾森沒有在自己的遺囑中修改這一內容，沒有給自己的遺囑執行人留有在這件事情上的處置權。他的遺囑自動地將他在歷史區的權益轉讓給了該信託機構。內爾森的最後姿態給我以及勞倫斯—他比我好一些—在後來的15年裡增添了數百萬美元的開支和更多的煩惱。
127. 內爾森的最後幾個月
由於內爾森接管家族辦公室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企圖被挫敗了，他從家族事務中撤了出來，將自己的時間花在兩家很花哨的企業上。
第一個是一家公司，生產他個人藝術收藏品的複製品，然後出售給公眾。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很合適的，因為內爾森最大的癖好和休閒方式是藝術收集。內爾森得到了一種極其精確的生產藝術複製品的工藝，預計高質量複製品的市場相當大—尤其是如果與他的名字相關聯。為此，他複製生產了自己最好的藝術收藏品，然後通過他在曼哈頓第57大街上租賃的一個店鋪和妮夢瑪珂絲商店出售。雖然公司很快就出現了些許利潤，我們家族中的大多數人—除了我妻子佩吉—對這個創意都表示非常懷疑。
第二個項目野心更大。內爾森與世界銀行前總裁喬治•伍茲一起成立了沙烏地阿拉伯美國公司(Saudi Arabian-American Corporation, Sarabam)。伍茲和內爾森與幾個著名的沙烏地阿拉伯商人合夥，計劃利用沙特的石油收入和美國的管理經驗來開展中東地區的社會經濟開發項目。他們希望說服沙特政府和幾個阿拉伯生產商投入1億美元的剩餘資金，然後拿出利潤的50%給合伙人作為管理酬金。雖然說將阿拉伯的石油收益引入到比銀行定期存款和政府債券更加有建設性的用途中，這一點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指望阿拉伯各國政府會提供所有必須的資金，然後與內爾森和他的合伙人們平均分享利潤，這種想法就太天真了。這是一個宏大的計劃，很符合內爾森的性格，但當沙特人退出該計劃時，我一點都不感到吃驚。
內爾森一直希望賺錢，而且他十分尊敬成功的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和佩吉產生了共鳴。佩吉在一個星期天吃午飯的時候告訴他，她已經將自己一頭寶貝的瑞士西門塔爾牛賣了100萬美元。聽到這個消息，內爾森的表情立刻變了：他對佩吉刮目相看，對她的買賣的所有細節越來越感興趣。令人十分詫異的是，那麼多年來，佩吉與內爾森一直保持著尊敬而彬彬有禮的關係，而如今，佩吉成了內爾森在家族中與之相處最舒暢的人。
內爾森一生中的最後幾個月，我感覺過得很不愉快。他對許多事情都抱著宿命論的看法，似乎已經失去生活下去的意志。他的心臟有問題，但他從來不告訴哈皮，而且拒絕看心臟專家。他只諮詢里蘭博士，而里蘭只是每星期3次讓他躺在桌子上擺弄他的後背和四肢。1979年1月中旬，我為大通的業務出差去中東。動身之前，我給內爾森打了個電話。我記得那時他比平時在我出門前表現得更加熱情、關切，因為不管怎麼說，出門遠行對我們兩人來說是一種家常便飯。我記得自己當時心裡直嘀咕，我還能不能再見到他。事實上，那的確成了我們最後一次通話。
128. 內爾森去世
得到內爾森去世的消息時，我正在阿曼蘇丹王在馬斯喀特的會見室里。我感到十分震驚，但我覺得與蘇丹王卡布斯短暫會見是一種禮貌。他用最熱烈的語句表達了自己的同情，甚至提出要用他自己的波音747把我送回紐約。我很感激他的提議，但我還是坐大通的飛機回了國。我們在懷特布萊恩斯機場著陸時，佩吉正在跑道上等候。她把我拉到一邊，告訴我圍繞內爾森的死而出現的事情—所有這些後來都上了報紙。對於一位事業如此出色的人來說，這種結局太悲慘了。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不幸的插曲已經被人們淡忘，而內爾森的不凡成就得到了恰當的承認和理解。
從少年時期開始，內爾森仿佛就知道自己這輩子要做什麼，以及如何實現這種目標。雖然他十分敬仰我們的祖父和外祖父，但政治—那是奧爾德里奇的職業—最讓他著迷。而一旦走上了那條路，內爾森就將自己的目光更加堅定地瞄準了最高權力位置—美國總統。他明白，在家族內部的領導地位對自己的計劃至關重要。從達特茅斯畢業後，他與母親在現代藝術博物館、與父親在建設洛克菲勒中心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內爾森還是我們兄弟幾個團結一心的組織驅動力量。
從擔任羅斯福總統的美洲事務辦公室協調官開始，內爾森便展示出非凡的素質：工作勤奮、智慧過人、個人凝聚力極強。他學會說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甚至能保持自己的葡萄牙語能力。內爾森成了該地區在政治和安全需求方面的專家，贏得了許多拉丁美洲領導人的長期友誼和敬重。事實上，他在許多國家被看做是英雄。
戰爭以後，內爾森曾短暫地為杜魯門總統工作，擔任他的衛生教育福利部第一副部長，最後成了艾森豪總統的特別助理。在所有這些工作中，內爾森都證明自己是一位能幹的行政管理人員，是國內和國際事務的創造性政策制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