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頁
在這個問題上，約翰與內爾森的意見再次出現嚴重分歧。“基魁特”的歷史保護—在他看來，那只是在創建一個“內爾森紀念碑”，卻不是他優先考慮的問題。他主要考慮的是要確保該地產其他地方的開闊區能夠最終用於公共目的。
這回，勞倫斯同意約翰的意見，但由於他對內爾森的忠誠，他很難阻止他哥哥的計劃。勞倫斯最大的個人承諾是地產保持，而他反對將自己的個人經濟資源用于波坎蒂克地產未來規劃的其他領域。他尤其熱中的想法是將開闊區建設成一個公園，成為他自己工作和父親工作的一個遺產。我後來發現，至於“基魁特”，勞倫斯即便看到它被拆除也不會覺得遺憾。
我自己的觀點是，我們必須努力保護開闊區，同時維護“基魁特”，因為我覺得這兩個方面都有足夠的理由。
1974年，佐佐木提交的計劃非常巧妙地平衡了我們幾個不同的傾向性，提供了解決我們不同目的問題的框架。佐佐木告訴我們，地產的“最佳、最大程度利用”方法是保持波坎蒂克的“原貌”。他說，“基魁特”和公園區必須保持其歷史、建築和美學價值，而開闊區的大部分地區應當保持成“公園用途”，造福大眾。計劃的展示很巧妙，家族的反應非常肯定，甚至非常熱烈。
還有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該地產將送給哪些私人企業?採用什麼渠道融資?即便我們將大部分開闊區作為公園用地捐獻給某個政府機構，成本也相當可觀，尤其是如果挑選的機構要求捐資維護父親原先的馬車道以及田野和森林的話。維護“基魁特”的費用開支更大;事實上，僅僅歷史區域所需要的捐資金額預計就高達3 500萬美元。
雖然這些錢的一部分可以通過出售開闊區的邊緣土地來籌措，但大部分捐資將不得不出自我們自己的“口袋”。內爾森提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彌補兄弟幾個捐款的差額。約翰再一次堅決反對，聲稱從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捐款本身就是“假公濟私”。這一具體問題成了約翰與內爾森之間爭鬥的最後一個戰場。
124. 不同尋常的一封信
侄子侄女們1977年6月在娛樂房的反叛事件過後不久，約翰給內爾森寫了一封信，從他的56層西北角辦公室親手遞交到內爾森的東北角辦公室里。信中說道：“你一直都向我暗示說，你的一生要實現兩件事。第一是當上美國總統，第二是成為家族的領袖，確保家族繼承父親和祖父傳給我們的家族傳統。顯然，你的第一個目標已經失敗，而如果你不調整自己的行為，你就面臨第二個目標也失敗的危險。”
內爾森立刻回信，要求約翰“收回”那封信。當然，那是一封私人信件，其他人都沒有見過。但內爾森卻十分固執。他說，除非約翰立刻收回那封信，否則他將終止關于波坎蒂克問題的談判，尋求在他自己那塊地產上建設飯店和會議中心的計劃。最後，約翰的確收回了那封信，談判又恢復了。
我再一次發現自己處於約翰與內爾森對峙的中央。他們的觀點都很占理，但他們都沒有看到共同的利益。經過大量的討價還價後，我們達成了妥協：內爾森同意將開闊區的大部分作為公園用地捐獻，條件是我們每個人在自己的遺囑里寫明為歷史區域捐資500萬美元，且我們的2 000萬美元捐資得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1 500萬美元的捐獻，這樣波坎蒂克計劃中歷史維護部分的充足資金就有了保障。約翰認可這種協議，看來，永久性—並且友好地—解決問題的前景相當光明。
但是，事情並沒有完全解決。與內爾森爭鬥了多年之後，約翰認為在努力實現自己理想方面，他可以跟內爾森一樣倔強、暴躁。在改變自己的遺囑之前，約翰堅持要勞倫斯將石樹廳—哈得孫河畔美麗的地產—劃入公園內。雖然我們各自擁有的地產的任何部分將來如何分配問題，從來就沒有納入談判內容，但約翰專橫地認為石樹廳必須包含在內，否則他就取消交易。
勞倫斯非常憎恨約翰單方面提出新條件重新開始談判。他覺得忍無可忍，拒絕考慮該提議。約翰固執己見。但是，他越是跟勞倫斯大談他的“責任”問題，勞倫斯越是火冒三丈。最後，約翰來找我，建議我和他一起找勞倫斯，提出我們自己買下石樹廳，以便將它納入計劃修建的公園內。我滿心不情願地同意跟他一起去，但我們得到的反應正是我所擔心的。勞倫斯暴跳如雷，拒絕討論這件事，幾乎是將我們推出了門。
經過這件事以後，約翰終於接受了這個事實：勞倫斯不會退讓。他同意修改自己的遺囑—就像我們幾個兄弟已經修改的那樣，將500萬美元用做“基魁特”的捐資。但是，他是個拘泥細節的人，一遍又一遍地修訂遺囑，不斷提出細微的修改，提出細微的問題，讓他的律師重新考慮。我們都認為，約翰的修訂已經完成，波坎蒂克問題終於塵埃落地了。毫無疑問，如果不是出現了那悲傷意外的話，局面一定會是這樣。
125. 約翰去世
我最後一次見到約翰，是在1978年的7月9日。他和布蘭切特星期天來到哈得孫松屋，與我和佩吉一起吃午飯。我們在就餐平台上一棵大榆樹的樹蔭下吃了一頓輕鬆的飯。佩吉跟約翰談起了她對養純種瑞士西門塔爾牛新近產生的興趣。跟從事所有的事情一樣，佩吉對農耕事宜已經變得熱情滿懷。午飯後，她說服約翰坐馬車去看看她的一些寶貝家畜。我和布蘭切特留在後面，討論現代藝術博物館的有關事情。
約翰對自己看到的東西印象很深刻。第二天下午，在整天與自己的秘書研究自己的遺囑之後，他在前往火車站趕火車返回紐約的路上，帶著她一起去看了看那些家畜。開車的是他的秘書，因為他還沒有從踝骨移植手術中完全恢復過來。
他們行駛在貝德福特路的時候，一個年輕人開著一輛大眾汽車—他剛剛與父母吵完架氣憤地離開家—從對面方向駛來。道路拐彎的時候，他失去了控制，歪歪斜斜地撞倒一棵樹，迎頭直接撞上了約翰的車。約翰的秘書受了重傷;她後來的康復經過了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階段。那個年輕人在事故現場當場喪命。約翰也當即身亡。
當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想到的不是我們之間惱人的爭吵，而是我們小時候他對我的種種小恩小惠—他可能已經忘記了，但那些小事對我來說卻意義重大。儘管約翰比我大將近10歲，但他是我所有哥哥當中最努力照顧我的。我們的關係並不是十分親密，但由於在我需要的時候他給予了我溫存的支持，因此我請他在我的婚禮上當我的男儐相。
跟父親一樣，約翰的一生很不容易，但他留下來的是慈善事業領域裡的巨大成就，而這種成就連洛克菲勒家的人都感到自豪。約翰跟我們所有人一樣，也有他自己的缺陷，但他為人正派、誠實正直、心地善良，對世界充滿關愛。他憎恨不公正的行為，慷慨大度地將自己的時間、才華和資源投入到最有希望產生真正的、持久變革的事業中。他為了降低驚人的世界人口增長率而開展的無畏的運動，他對藝術的慷慨支持，以及他為了將遠東各族人民和各國與美國更加緊密地聯繫起來而作出的高瞻遠矚的努力，都產生了持久的影響。我非常遺憾的是，約翰的成就從來沒有得到全面充足的理解或認可。
這回，勞倫斯同意約翰的意見，但由於他對內爾森的忠誠，他很難阻止他哥哥的計劃。勞倫斯最大的個人承諾是地產保持，而他反對將自己的個人經濟資源用于波坎蒂克地產未來規劃的其他領域。他尤其熱中的想法是將開闊區建設成一個公園，成為他自己工作和父親工作的一個遺產。我後來發現，至於“基魁特”，勞倫斯即便看到它被拆除也不會覺得遺憾。
我自己的觀點是，我們必須努力保護開闊區，同時維護“基魁特”，因為我覺得這兩個方面都有足夠的理由。
1974年，佐佐木提交的計劃非常巧妙地平衡了我們幾個不同的傾向性，提供了解決我們不同目的問題的框架。佐佐木告訴我們，地產的“最佳、最大程度利用”方法是保持波坎蒂克的“原貌”。他說，“基魁特”和公園區必須保持其歷史、建築和美學價值，而開闊區的大部分地區應當保持成“公園用途”，造福大眾。計劃的展示很巧妙，家族的反應非常肯定，甚至非常熱烈。
還有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該地產將送給哪些私人企業?採用什麼渠道融資?即便我們將大部分開闊區作為公園用地捐獻給某個政府機構，成本也相當可觀，尤其是如果挑選的機構要求捐資維護父親原先的馬車道以及田野和森林的話。維護“基魁特”的費用開支更大;事實上，僅僅歷史區域所需要的捐資金額預計就高達3 500萬美元。
雖然這些錢的一部分可以通過出售開闊區的邊緣土地來籌措，但大部分捐資將不得不出自我們自己的“口袋”。內爾森提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彌補兄弟幾個捐款的差額。約翰再一次堅決反對，聲稱從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捐款本身就是“假公濟私”。這一具體問題成了約翰與內爾森之間爭鬥的最後一個戰場。
124. 不同尋常的一封信
侄子侄女們1977年6月在娛樂房的反叛事件過後不久，約翰給內爾森寫了一封信，從他的56層西北角辦公室親手遞交到內爾森的東北角辦公室里。信中說道：“你一直都向我暗示說，你的一生要實現兩件事。第一是當上美國總統，第二是成為家族的領袖，確保家族繼承父親和祖父傳給我們的家族傳統。顯然，你的第一個目標已經失敗，而如果你不調整自己的行為，你就面臨第二個目標也失敗的危險。”
內爾森立刻回信，要求約翰“收回”那封信。當然，那是一封私人信件，其他人都沒有見過。但內爾森卻十分固執。他說，除非約翰立刻收回那封信，否則他將終止關于波坎蒂克問題的談判，尋求在他自己那塊地產上建設飯店和會議中心的計劃。最後，約翰的確收回了那封信，談判又恢復了。
我再一次發現自己處於約翰與內爾森對峙的中央。他們的觀點都很占理，但他們都沒有看到共同的利益。經過大量的討價還價後，我們達成了妥協：內爾森同意將開闊區的大部分作為公園用地捐獻，條件是我們每個人在自己的遺囑里寫明為歷史區域捐資500萬美元，且我們的2 000萬美元捐資得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1 500萬美元的捐獻，這樣波坎蒂克計劃中歷史維護部分的充足資金就有了保障。約翰認可這種協議，看來，永久性—並且友好地—解決問題的前景相當光明。
但是，事情並沒有完全解決。與內爾森爭鬥了多年之後，約翰認為在努力實現自己理想方面，他可以跟內爾森一樣倔強、暴躁。在改變自己的遺囑之前，約翰堅持要勞倫斯將石樹廳—哈得孫河畔美麗的地產—劃入公園內。雖然我們各自擁有的地產的任何部分將來如何分配問題，從來就沒有納入談判內容，但約翰專橫地認為石樹廳必須包含在內，否則他就取消交易。
勞倫斯非常憎恨約翰單方面提出新條件重新開始談判。他覺得忍無可忍，拒絕考慮該提議。約翰固執己見。但是，他越是跟勞倫斯大談他的“責任”問題，勞倫斯越是火冒三丈。最後，約翰來找我，建議我和他一起找勞倫斯，提出我們自己買下石樹廳，以便將它納入計劃修建的公園內。我滿心不情願地同意跟他一起去，但我們得到的反應正是我所擔心的。勞倫斯暴跳如雷，拒絕討論這件事，幾乎是將我們推出了門。
經過這件事以後，約翰終於接受了這個事實：勞倫斯不會退讓。他同意修改自己的遺囑—就像我們幾個兄弟已經修改的那樣，將500萬美元用做“基魁特”的捐資。但是，他是個拘泥細節的人，一遍又一遍地修訂遺囑，不斷提出細微的修改，提出細微的問題，讓他的律師重新考慮。我們都認為，約翰的修訂已經完成，波坎蒂克問題終於塵埃落地了。毫無疑問，如果不是出現了那悲傷意外的話，局面一定會是這樣。
125. 約翰去世
我最後一次見到約翰，是在1978年的7月9日。他和布蘭切特星期天來到哈得孫松屋，與我和佩吉一起吃午飯。我們在就餐平台上一棵大榆樹的樹蔭下吃了一頓輕鬆的飯。佩吉跟約翰談起了她對養純種瑞士西門塔爾牛新近產生的興趣。跟從事所有的事情一樣，佩吉對農耕事宜已經變得熱情滿懷。午飯後，她說服約翰坐馬車去看看她的一些寶貝家畜。我和布蘭切特留在後面，討論現代藝術博物館的有關事情。
約翰對自己看到的東西印象很深刻。第二天下午，在整天與自己的秘書研究自己的遺囑之後，他在前往火車站趕火車返回紐約的路上，帶著她一起去看了看那些家畜。開車的是他的秘書，因為他還沒有從踝骨移植手術中完全恢復過來。
他們行駛在貝德福特路的時候，一個年輕人開著一輛大眾汽車—他剛剛與父母吵完架氣憤地離開家—從對面方向駛來。道路拐彎的時候，他失去了控制，歪歪斜斜地撞倒一棵樹，迎頭直接撞上了約翰的車。約翰的秘書受了重傷;她後來的康復經過了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階段。那個年輕人在事故現場當場喪命。約翰也當即身亡。
當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想到的不是我們之間惱人的爭吵，而是我們小時候他對我的種種小恩小惠—他可能已經忘記了，但那些小事對我來說卻意義重大。儘管約翰比我大將近10歲，但他是我所有哥哥當中最努力照顧我的。我們的關係並不是十分親密，但由於在我需要的時候他給予了我溫存的支持，因此我請他在我的婚禮上當我的男儐相。
跟父親一樣，約翰的一生很不容易，但他留下來的是慈善事業領域裡的巨大成就，而這種成就連洛克菲勒家的人都感到自豪。約翰跟我們所有人一樣，也有他自己的缺陷，但他為人正派、誠實正直、心地善良，對世界充滿關愛。他憎恨不公正的行為，慷慨大度地將自己的時間、才華和資源投入到最有希望產生真正的、持久變革的事業中。他為了降低驚人的世界人口增長率而開展的無畏的運動，他對藝術的慷慨支持，以及他為了將遠東各族人民和各國與美國更加緊密地聯繫起來而作出的高瞻遠矚的努力，都產生了持久的影響。我非常遺憾的是，約翰的成就從來沒有得到全面充足的理解或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