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頁
但是，他在公共事業方面的最大貢獻，是在他擔任4屆紐約州州長期間作出的。他相信—我也相信—在創建一個更加人道、更加進步的社會方面，政府的作用最關鍵。雖然是個共和黨人，但內爾森與有組織的工會和少數民族團體建立了密切、持久的關係。內爾森從來不會讓傳統阻擋他前進的道路，因此改變了紐約州政府的性質和職能：他改革了政府的結構，注入了變革和創新的精神。他的許多成就包括發展了州里的高等教育體制、大幅度增加了公園面積、徹底修改了稅收體制。在內爾森的領導下，紐約成了進步型州政府的楷模。
內爾森希望將自己在紐約的成功轉變為持久的國家權力。但在這方面，他失敗了。他在共和黨的日子從來都不輕鬆。他被認為在社會問題上，對於黨內新興的保守派來說太自由了。直到今天，“洛克菲勒型共和黨人”對于堅定的右翼人士來說還是一種咒罵。另外，內爾森與托德的離婚、與哈皮的再婚使他在黨內和民意方面都受到了挫折，而且他從來沒能從中恢復過來。
內爾森是個創造性的堅強領導人，是美國20世紀期間最有成效的政治家和行政長官之一。他還是我們國家培養出來的為數不多的具有遠見卓識的國際政治家之一。他完全可以是個優秀的總統。
129. 佩吉
佩吉非常喜歡動手-----種花、開拖拉機，甚至為我們在緬因州的臥室做家具。她熱中於新鮮事物，在家畜的人工授精、古陶瓷的鑑別等稀奇古怪、形形色色的領域也是專家。佩吉並不是個鬧著玩的人;相反，她對自己從事的任何事情都極其認真。她從來不滿足於坐在任何機構的董事會位置上，而是沉湎於創造性的想法，並永遠樂於參與具體的實施。在她一生的最後20年裡，占用她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的有兩個機構：緬因州海岸遺產信託(Maine Coast Heritage Trust, MCHT)和美國農田信託(American Farmland Trust, AFT)，她表現了對自己從事的任何事情的熱情和專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在緬因州駕船揚帆成了我們兩人非常投入的消遣活動。我們每年暑期都會跟家人和朋友們一起，在緬因州沿著犬牙交錯的海岸線，坐著36英尺長無引擎或無桅頂單桅木帆船穿梭於各個島嶼之間，度過了一個個快樂的日子。後來，我們“升級”到42英尺的欣克利西南船，但還是喜歡自己操縱船帆。
因為擔心我們那可愛的航船場地的未來，佩吉與我們的航船夥伴、朋友托馬斯•卡伯特聯手成立了MCHT，以幫助保護島嶼避免不當開發。主要由於托馬斯和佩吉的領導，MCHT成了一股有效的土地保持力量，鼓勵土地擁有人獲得自己地產的保持權。這一創造性的法律工具使得MCHT能夠保護115個私人擁有的島嶼和緬因州25 000多英畝風景壯麗的海岸。
20世紀70年代，佩吉對養肉用牛產生了興趣，並用她那典型的熱情和精力追求這一新嗜好。她調查了美國肉用牛行業，發現西門塔爾牛—那是一種新近引進的歐洲品種，身架大於人們比較熟悉的阿伯丁安格斯牛—正越來越受歡迎。佩吉相信，養西門塔爾牛比更加古老、更加成熟的其他品種成功的希望更大。雖然家畜生意並沒有獲取利潤的保證—生產費用很高，需求不穩定，佩吉卻決定干一場。
一開始，她在哈得孫松屋養了一小群無角牛(這也是一種時尚，其一部分原因是運送方便)。她第一次真正的成功是一種令人印象深刻的公牛，她給它起名叫“保持乾淨”，因為它的所有子孫後代—即便是有角母牛生的—也都沒有角。(註：專業術語叫“雜合型”，也就是說無角公牛的無角基因占主導地位，能抑制有角母牛的基因。)佩吉的純種牛立刻大受歡迎。她在石頭穀倉—那是父親於20世紀30年代在波坎蒂克修建的—舉辦的拍賣會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買主。
佩吉很快將自己的經營從塔里敦擴展到了緬因州，並開始在紐約州的北部地區尋找土地。最後，她看中了哥倫比亞縣的利文斯頓，也就是從波坎蒂克哈得孫河往北大約75英里的地方，並最終在那裡購買了將近3 000英畝土地，其中大部分是草地，可供養幾百頭西門塔爾牛。後來，她把大部分土地進行了改造，用於玉米、大豆和麥子的商業化生產。
哥倫比亞縣的美麗讓我們陶醉了。這個區域沿著哈得孫河依偎在卡茨基爾山的西部和伯克郡東部，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了。我們買下這塊地後，發現這裡曾經是我們洛克菲勒祖先的故居—當時他們於18世紀初從德國萊茵蘭德移民到了這裡。當佩吉越來越埋頭於利文斯頓農場的事務時，她請建築師愛德華•拉蠟比•巴恩斯為我們設計一個住宅—我們為它取名“四季風”。佩吉在去世前的那些年裡，每星期都會在那裡住上一兩天。她去世以後，我保留了那個農場，雖然我每年只能去幾次。
在越來越多地介入哥倫比亞縣養牛和農耕事務後，佩吉加深了自己對現代農業中新經濟形勢的認識。由於成本的上升和全球市場一體化的出現，良好管理和充足的經濟資源已經成為不被淘汰出商務界的關鍵。與此同時，不可阻擋的城市區域的擴張刺激了一股在郊區開發的浪潮，結果不顧土地的質量如何，也不顧對子孫後代的後果，國家大量的最好農田被吞噬了。哥倫比亞縣以及美國東北的其他地區曾經被小型家族農場所包圍，但如今，許多農場主已經在壓力面前退縮，將自己的土地高價賣給了開發商。大片的郊區住宅出現在了從前的農耕地區。
為了阻止這種潮流，1980年，佩吉幫助組建了AFT。AFT並不是要阻止所有開發項目，而是要規範這種雜亂無章的程序的秩序，同時領導保持農田的事業。在這裡，一個關鍵的工具是地役保持權，允許土地所有人就他們自己不動產的未來使用方式設置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限制條件，比如要求局限於農業目的或維持其“永久荒野”狀態。AFT還遊說州政府撥出專款，設立永久性經濟儲備，以獲取這些地役保持權，並因此為小農場主提供必要的流通性，以便他們繼續留在農業領域。
雖然在農耕地區的開發壓力在繼續加劇，但AFT在保護全國各地易被侵占區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個州如今已經有了地役權購買計劃，數百處場地已經設置了農業保持區域規劃法令，或建立了土地信託及其他創造性計劃，以確保農民能夠繼續從事農田耕作。
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和佩吉已經產生了各自不同的興趣，都很耗費時間，且相互沒有什麼關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兩人也許會逐漸疏遠—過著各自的日子，相互見面的次數越來越少。我們都見過朋友和家庭成員發生的類似情形，但我們沒有讓它出現在我們身上。我們自覺地努力理解對方，支持各自的興趣和活動。由於我們同時還有許多共同的興趣，因此我們的生活還有一種非常幸運的平衡。我很高興能夠為她的幾個機構提供經濟支持，而她也在我特別感興趣的機構方面提供了幫助。我們的伴侶關係持久而充滿溫情。佩吉是個十全十美的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