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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越南悲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40多年期間，我認為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所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是“遏制”前蘇聯構成的威脅和抵制前蘇聯對世界各地“民族解放戰爭”的堅持不懈的支持。保衛越南南方的行為符合這種大範圍的全球遏制戰略。如果胡志明在中國和前蘇聯的支持下征服了整個越南，那麼，其他“多米諾骨牌”—包括印度尼西亞、印度和菲律賓—接連坍塌的命運將只是個時間問題。這是我以及我所認識、尊敬的大多數人的信念：只有美國有能力阻止這一切的發生。
1966年在越南南方的訪問進一步堅定了我的信念，即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阻止越共和北越取得勝利。我到西貢開了一家大通分行，服務於駐紮在那裡的越來越多的美國部隊。美軍統帥威廉•C•韋斯特摩蘭將軍向我們通報了戰爭的進展情況，以及他打敗敵人的戰略。韋斯特摩蘭相信，如果我們準備投入足夠的戰鬥部隊並“保持航向”，那麼美國就有能力贏得戰爭。
韋斯特摩蘭最大的擔憂是國內越來越強烈的反戰情緒會阻止我們將戰爭打到底。他尤其感到憤慨的是《紐約時報》的正式立場—他感覺該立場破壞了我們的所作所為和我們的做事方式。我也為這些重要評論而擔憂。評論的作者是《紐約時報》編輯部的負責人約翰•奧克斯，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駐紮在里奇營的時候我就認識他。我回到紐約後，與他取得了聯繫，建議他去越南見一見韋斯特摩蘭。約翰的確去了西貢，但是他堅信我們應當儘快與胡志明談判一個解決方案後回國，因此無論韋斯特摩蘭說什麼都無法打消他的固有觀念。
我的看法很不一樣。我非常擔心有那麼多年輕的美國人—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們—已經失去了對自己國家的熱愛和驕傲感。令我感到悲傷的是那麼多的人對我們的政府和政府的行動產生了鄙夷和不信任。
但是，1968年年初的泰特進攻戰之後，顯然韋斯特摩蘭的大舉軍事干預戰略已經失效，而國內遠離戰爭的熱潮已經達到了頂峰。這時我意識到我們別無選擇，只有談判出最能夠接受的條件撤軍。我們國家的社會機制和凝聚力已經遭受了太大的破壞，無法繼續抑制這種衝突了。如今，跟其他人一樣，當我回首越南的往事時，認為那是我們國家的一場可怕的悲劇。
112. 在哈佛的對抗
在我的家庭之外，我也遭遇了20世紀60年代的反叛，尤其是在大學校園—我在那裡的出現常常導致人們的抗議。有一次，當校方當局拒絕為我提供象徵性保安之外的安排時—儘管有跡象表明，我的出現有可能導致實質性阻遏，我取消了在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的講演。
我遇到的抗議者們指控我應當為世界上所有的弊端負責—從越南戰爭到機構種族主義，直到供水中的氟化物。我很遺憾地說，我覺得最痛苦的一些遭遇發生在我的母校哈佛。令人吃驚的是，其中的一次涉及到我和我的家族送給哈佛神學院的一件禮物。
1962年，我被推選為哈佛大學監事會第二任為期6年的委員。1966年，我被要求在我最後兩年的任期里擔任該監事會的總裁。在那些年裡，我與哈佛大學校長內森•M•普西十分合作。
1967年春天的神學院事件開始得很無辜。當時，一位監事、神學院訪問委員會主席請我為學院捐獻。哈佛當時正在開展一次兩億美元的資金募集運動，其中神學院正爭取籌集700萬美元來建設一座新宿舍樓和就餐設施，並提供各類獎學金。他問我，我和我的家庭能否為一座新樓提供250萬美元的資金，然後以我父親的名字命名那座大樓。
鑑於父親一直積極支持內森•普西為恢復神學院的從前地位—即基督教神學培訓中心—方面而做的努力，因此我同意努力鼓勵全家與我一起提供必要的資金。我和我後母馬莎各捐獻75萬美元，剩餘的由我的哥哥們和兩個家族基金會提供。
內森•普西和神學院院長為我們的捐獻欣喜若狂。愛德華•拉臘比•巴恩斯被挑選為建築師，而我們所有人都期待著這個項目於1969年秋季破土動工、1970年下半年完工。
1969年4月，普西校長不得不請來劍橋警方，以應付大學大廳里的軍校學生示威者。他的行動導致了學生罷課，結果校園關閉。雖然不久以後就恢復了上課，校園的混亂局勢還在繼續。洛克菲勒大廳的計劃成了學生們的普遍藉口，要求校方停止向附近街區擴張、重組學校的管理結構、廢除所有國防合約、從校園中清除後備軍官訓練隊，並拋棄投資組合中繼續在南非經營的公司的股票。
神學院的一小群學生要求要麼拒絕接受洛克菲勒家族捐獻的資金，要麼將該資金用於其他目的，比如為劍橋區低收入人口建設住宅。他們譏諷說，洛克菲勒的錢“有銅臭味”，該家族是在試圖用捐獻來換取尊嚴。雖然他們的要求遭到了神學院大部分師生的拒絕，但那些極端主義分子卻擁有足夠的力量堅持派出一個代表團到紐約來找我，向我闡述他們對洛克菲勒大廳的態度。
我很不情願地答應於1969年6月10日上午—也就是哈佛畢業典禮周末前的一天—在大通與他們見面。代表團中有些人的確擔心神學院的未來方向，琢磨著指定用於大樓建設的資金也許可以用於對社會更加負責的目的。但是，他們中有兩人的立場是，無論出於什麼目的，從洛克菲勒家族接受錢就是哈佛在道義上的讓步。他們當中的一個宗教專業的大學生清高自負地譴責我父親是個偽君子，“絲毫沒有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出錢的目的只是為了洗滌自己的良知。
我怒不可遏，簡直說不出話來。我想像不出父親一生中有任何時候，其行為不是受他那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所驅使和左右、不是出於對他人的關懷的。這對他和我的家族很不公平，是令我厭惡至深的一次遭遇。
那天夜裡，我前往劍橋，參加我們女兒佩吉在拉德克利夫的畢業典禮，並接受哈佛大學的一個榮譽學位—參加該活動的還有紐約市長約翰•林賽、內務部長斯圖爾特•尤德爾，以及勞工領袖瑪麗安娜和沃爾特•魯瑟。
我聽聞民主社會學生社(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曾經威脅說，除非他們被允許發言，否則他們就要破壞畢業典禮。內森覺得有必要答應他們的要求。於是，當我被召喚上前接受我的榮譽學位時，一名年輕的SDS代表手裡拿著喇叭站在椅子上，朝人們慷慨激昂地喊道：“戴維•洛克菲勒需要後備軍官訓練隊保護他的王國，包括他的錢在維持的種族主義的南非……哈佛被富人用來打擊窮人……在畢業典禮的每一分鐘裡，哈佛都在繼續打擊人民，包括我們這些學生。看看哈佛對軍官的訓練，看看哈佛的種族主義，看看哈佛的擴張，這個典禮就是一種暴行……我們作為學生的利益並不在於同這些罪犯、這些普西們、這些貝內特們、這些洛克菲勒們共歡樂!”
當然，我沒有機會對他的辱罵作出反應。我一臉嚴峻地站在那裡，而一小群參加活動的人們在歡呼、鼓掌。雖然那件事對我個人來說很不愉快，但我感覺真正的受害人是哈佛。一小伙極端分子—他們根本不在乎什麼禮儀、不在乎言論自由、不在乎民主原則—玷污了一所偉大的大學裡的一次莊嚴肅穆的活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40多年期間，我認為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所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是“遏制”前蘇聯構成的威脅和抵制前蘇聯對世界各地“民族解放戰爭”的堅持不懈的支持。保衛越南南方的行為符合這種大範圍的全球遏制戰略。如果胡志明在中國和前蘇聯的支持下征服了整個越南，那麼，其他“多米諾骨牌”—包括印度尼西亞、印度和菲律賓—接連坍塌的命運將只是個時間問題。這是我以及我所認識、尊敬的大多數人的信念：只有美國有能力阻止這一切的發生。
1966年在越南南方的訪問進一步堅定了我的信念，即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阻止越共和北越取得勝利。我到西貢開了一家大通分行，服務於駐紮在那裡的越來越多的美國部隊。美軍統帥威廉•C•韋斯特摩蘭將軍向我們通報了戰爭的進展情況，以及他打敗敵人的戰略。韋斯特摩蘭相信，如果我們準備投入足夠的戰鬥部隊並“保持航向”，那麼美國就有能力贏得戰爭。
韋斯特摩蘭最大的擔憂是國內越來越強烈的反戰情緒會阻止我們將戰爭打到底。他尤其感到憤慨的是《紐約時報》的正式立場—他感覺該立場破壞了我們的所作所為和我們的做事方式。我也為這些重要評論而擔憂。評論的作者是《紐約時報》編輯部的負責人約翰•奧克斯，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駐紮在里奇營的時候我就認識他。我回到紐約後，與他取得了聯繫，建議他去越南見一見韋斯特摩蘭。約翰的確去了西貢，但是他堅信我們應當儘快與胡志明談判一個解決方案後回國，因此無論韋斯特摩蘭說什麼都無法打消他的固有觀念。
我的看法很不一樣。我非常擔心有那麼多年輕的美國人—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們—已經失去了對自己國家的熱愛和驕傲感。令我感到悲傷的是那麼多的人對我們的政府和政府的行動產生了鄙夷和不信任。
但是，1968年年初的泰特進攻戰之後，顯然韋斯特摩蘭的大舉軍事干預戰略已經失效，而國內遠離戰爭的熱潮已經達到了頂峰。這時我意識到我們別無選擇，只有談判出最能夠接受的條件撤軍。我們國家的社會機制和凝聚力已經遭受了太大的破壞，無法繼續抑制這種衝突了。如今，跟其他人一樣，當我回首越南的往事時，認為那是我們國家的一場可怕的悲劇。
112. 在哈佛的對抗
在我的家庭之外，我也遭遇了20世紀60年代的反叛，尤其是在大學校園—我在那裡的出現常常導致人們的抗議。有一次，當校方當局拒絕為我提供象徵性保安之外的安排時—儘管有跡象表明，我的出現有可能導致實質性阻遏，我取消了在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的講演。
我遇到的抗議者們指控我應當為世界上所有的弊端負責—從越南戰爭到機構種族主義，直到供水中的氟化物。我很遺憾地說，我覺得最痛苦的一些遭遇發生在我的母校哈佛。令人吃驚的是，其中的一次涉及到我和我的家族送給哈佛神學院的一件禮物。
1962年，我被推選為哈佛大學監事會第二任為期6年的委員。1966年，我被要求在我最後兩年的任期里擔任該監事會的總裁。在那些年裡，我與哈佛大學校長內森•M•普西十分合作。
1967年春天的神學院事件開始得很無辜。當時，一位監事、神學院訪問委員會主席請我為學院捐獻。哈佛當時正在開展一次兩億美元的資金募集運動，其中神學院正爭取籌集700萬美元來建設一座新宿舍樓和就餐設施，並提供各類獎學金。他問我，我和我的家庭能否為一座新樓提供250萬美元的資金，然後以我父親的名字命名那座大樓。
鑑於父親一直積極支持內森•普西為恢復神學院的從前地位—即基督教神學培訓中心—方面而做的努力，因此我同意努力鼓勵全家與我一起提供必要的資金。我和我後母馬莎各捐獻75萬美元，剩餘的由我的哥哥們和兩個家族基金會提供。
內森•普西和神學院院長為我們的捐獻欣喜若狂。愛德華•拉臘比•巴恩斯被挑選為建築師，而我們所有人都期待著這個項目於1969年秋季破土動工、1970年下半年完工。
1969年4月，普西校長不得不請來劍橋警方，以應付大學大廳里的軍校學生示威者。他的行動導致了學生罷課，結果校園關閉。雖然不久以後就恢復了上課，校園的混亂局勢還在繼續。洛克菲勒大廳的計劃成了學生們的普遍藉口，要求校方停止向附近街區擴張、重組學校的管理結構、廢除所有國防合約、從校園中清除後備軍官訓練隊，並拋棄投資組合中繼續在南非經營的公司的股票。
神學院的一小群學生要求要麼拒絕接受洛克菲勒家族捐獻的資金，要麼將該資金用於其他目的，比如為劍橋區低收入人口建設住宅。他們譏諷說，洛克菲勒的錢“有銅臭味”，該家族是在試圖用捐獻來換取尊嚴。雖然他們的要求遭到了神學院大部分師生的拒絕，但那些極端主義分子卻擁有足夠的力量堅持派出一個代表團到紐約來找我，向我闡述他們對洛克菲勒大廳的態度。
我很不情願地答應於1969年6月10日上午—也就是哈佛畢業典禮周末前的一天—在大通與他們見面。代表團中有些人的確擔心神學院的未來方向，琢磨著指定用於大樓建設的資金也許可以用於對社會更加負責的目的。但是，他們中有兩人的立場是，無論出於什麼目的，從洛克菲勒家族接受錢就是哈佛在道義上的讓步。他們當中的一個宗教專業的大學生清高自負地譴責我父親是個偽君子，“絲毫沒有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出錢的目的只是為了洗滌自己的良知。
我怒不可遏，簡直說不出話來。我想像不出父親一生中有任何時候，其行為不是受他那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所驅使和左右、不是出於對他人的關懷的。這對他和我的家族很不公平，是令我厭惡至深的一次遭遇。
那天夜裡，我前往劍橋，參加我們女兒佩吉在拉德克利夫的畢業典禮，並接受哈佛大學的一個榮譽學位—參加該活動的還有紐約市長約翰•林賽、內務部長斯圖爾特•尤德爾，以及勞工領袖瑪麗安娜和沃爾特•魯瑟。
我聽聞民主社會學生社(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曾經威脅說，除非他們被允許發言，否則他們就要破壞畢業典禮。內森覺得有必要答應他們的要求。於是，當我被召喚上前接受我的榮譽學位時，一名年輕的SDS代表手裡拿著喇叭站在椅子上，朝人們慷慨激昂地喊道：“戴維•洛克菲勒需要後備軍官訓練隊保護他的王國，包括他的錢在維持的種族主義的南非……哈佛被富人用來打擊窮人……在畢業典禮的每一分鐘裡，哈佛都在繼續打擊人民，包括我們這些學生。看看哈佛對軍官的訓練，看看哈佛的種族主義，看看哈佛的擴張，這個典禮就是一種暴行……我們作為學生的利益並不在於同這些罪犯、這些普西們、這些貝內特們、這些洛克菲勒們共歡樂!”
當然，我沒有機會對他的辱罵作出反應。我一臉嚴峻地站在那裡，而一小群參加活動的人們在歡呼、鼓掌。雖然那件事對我個人來說很不愉快，但我感覺真正的受害人是哈佛。一小伙極端分子—他們根本不在乎什麼禮儀、不在乎言論自由、不在乎民主原則—玷污了一所偉大的大學裡的一次莊嚴肅穆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