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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抗議聲消失了，洛克菲勒大廳如今驕傲地矗立在哈佛的校園裡。儘管如此，20世紀60年代是個痛苦的時期，充滿了憤怒的抗議示威和家庭的叛離衝突。
113. 完美結局
隨著戰爭記憶的消逝，它所帶來的叛逆情緒也大部分雲飛霧散了。我們的孩子們成熟起來，開始有了他們自己的家庭，他們與自己父母之間的摩擦和誤解迅速消弭了。
1980年是出現重要突破的一年。那年，我和佩吉慶祝我們結婚40周年。令我們又驚又喜的是，在我們的結婚紀念日前幾個星期，孩子們便成群結隊地來看望我們，並邀請我們與他們一起度過一個星期，包括他們的配偶和孩子們，由我們選擇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由他們支付費用。
我們選擇了懷俄明州傑克遜洞穴的JY大牧場—我和佩吉就是在那裡度蜜月的。聚會獲得了巨大成功：沒有人說過一句粗暴無禮的話。我們享受著大蒂頓山的美景，全家人再次團聚了。我們團聚一個星期之後，“烏雲”被驅散了。從那以後的那些年裡，我們加強了我們的家庭紐帶關係。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我們仍然存在意見分歧，但我們已經學會了依賴彼此的愛和支持，無論是快樂的時候，還是在艱難的日子裡。
114. 手足衝突
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家庭衝突範圍擴大，已經遠遠不止是我自己的孩子們。
1973年2月，溫斯羅普死於癌症，而巴布斯也於1976年5月被癌症奪去生命。隨著他們的去世，我和我的3個哥哥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家族辦公室和波坎蒂克地產的未來產生了爭執。我們之間在這些家族機構問題上的激烈爭吵和意見不和受到了該期間“侄子侄女們”的態度和行為的影響—兩代人之間的叛逆型鬥爭十分激烈，甚至一度威脅到了家族本身的團結和延續性。
我們兄弟幾個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各自的家庭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內部摩擦，然而家族內部緊張關係的重點如今是內爾森和約翰之間的尖銳衝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內爾森一直堅決主張並積極促使家族團結，而約翰則是我們這代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慈善家。
115. 怒火中燒的領導人
1977年1月底，內爾森從華盛頓回到家族辦公室，帶著40年公共事業典範的榮耀—他的事業帶他進入了畢生孜孜以求的美國總統夢的中心。但是，儘管內爾森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卻為過去兩年中發生的事件憤憤難平。
隨著水門事件的敗露和尼克森灰溜溜的辭職，福特總統挑選內爾森當他的副總統。內爾森將該選擇看做是一種莫大榮譽，能夠讓他在危機關頭身居要職服務於自己的國家。他用自己泰然的個性處理了國會艱難而勞心的確認程序。1974年12月，國會批准了他的提名。
副總統職位對於習慣於爭取自己登台表演的人來說是一種困惑，不過好在福特願意發揮內爾森在國內政策和外交事務方面的豐富經驗。另外，如果福特決定不爭取連任—正如傳言中所說的那樣，內爾森就具備了必要的內部業績，於1976年獲得共和黨的提名。
但所有這一切都沒有按照內爾森預計的那樣發展。1975年11月，福特告訴內爾森，他已經決定爭取連任，而內爾森將不是他的競選夥伴。總統的決定反映了他內部圈子裡顧問們尤其是他的總參謀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的想法。他們確信，內爾森的自由共和黨派別將在總統預選中輸給羅納德•里根—他是該黨越來越占主導地位的保守派“寵兒”。毫無疑問—至少內爾森心裡這麼想—拉姆斯菲爾德自己當總統的野心在決策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福特接著挑選鮑勃•多爾參議員為他的競選夥伴，在激烈的鬥爭中擊敗羅納德•里根，獲得共和黨的提名。可是，他在11月的選舉中被吉米•卡特以微弱優勢擊敗。(數年以後，在紐約的一次公共晚宴上，福特向我承認說，當年放棄內爾森這一票是他政治生涯中犯下的最大的錯誤之一。以他的觀點，內爾森的出現將在他1976年贏得選舉方面起到決定性作用。)
福特的決定擊垮了內爾森。嚴酷的現實是，他當選總統的希望如今徹底破滅了。儘管如此，他很仁義地從來沒有公開批評過福特，甚至代表共和黨的一票開展了強大的競選運動。
但是，1976年以後，內爾森再也沒有競選過任何候選人。他對政治完全失去了興趣，令他的政界朋友和同盟備感傷心。眼看最大的政治碩果似乎唾手可得的時候遭受如此打擊，他變得憤懣難平。
內爾森還發現自己在經濟上陷入了困境。多年來在州、國家政治最高層次上的運作—包括4次競選州長、3次競選總統—耗費了他個人的大量錢財。很顯然，他從1934年信託基金和個人投資中獲得的綜合收益已經不足以同時維持他的政治生活和大手大腳的生活習慣—包括廣泛收集藝術品。為了解決入不敷出的問題，他已經數次動用自己的信託基金，結果1934年信託基金委員會決定不再允許他抽調任何本金。雖然還是個富人，但內爾森卻生平第一次需要節省開銷。
雖然經歷了政治上的失望和經濟上的困難，但內爾森保持了旺盛的精力。在被拒絕登上公共舞台之後，這種精力如今將用於家族內部。
內爾森一直把自己看成是我們這代人當中事實上的領袖人物，是所有家族機構背後的指導力量。他認為，既然他已經永遠離開了政府領域，就該重新獲取這種地位。內爾森認為自己理應自動獲得舵手位置的想法—至少對我來說—似乎不僅僅是有點自以為是的問題。甚至在他回到紐約之前，他就明確表露了自己的意圖：他在沒有諮詢家族內任何人的情況下宣布，他要對家族辦公室和洛克菲勒基金會進行詳細分析。
內爾森剛剛回到他在洛克菲勒廣場30號第56層的老辦公室，就明確表現出不容忍對他的計劃的任何歧義。他似乎已經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技能，也許他覺得自己不需要將這種政治技能用於自己的家族事務。在追求控制權的目標過程中，他迅速成功地激怒了“侄子侄女們旁系親屬”和兄弟姐妹，尤其是我們的大哥約翰。
116. 頑固的理想主義者
約翰會強烈反對內爾森，這在之前是不可能預料得到的。約翰一直是個羞怯、內向的人，曾經聽憑比較豪放、霸道的內爾森將自己擠到一邊，扮演我們這代人的領袖角色—比如洛克菲勒中心的收購、波坎蒂克地產的所有權，以及與父親打交道這種永遠錯綜複雜的事情。但在慈善事務上卻不是這樣。約翰自認為是洛克菲勒慈善傳統的合法“繼承人”，而且他還將這種傳統看做是洛克菲勒家族的核心價值觀念，是漫漫歲月中惟一能夠將家族成員團結在一起的紐帶。
雖然內爾森作為一個政治人物上升到了全國知名的地位，約翰也在美國慈善領域默默無聞地贏得了領導堅強和成就重大的名聲。他已經作為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創新性董事長辛勤工作了20年;已經成為創建紐約市的林肯中心—全國卓著的表演藝術中心—的支柱力量;通過人口委員會—那是他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成立的—應對了頗有爭議的全球人口過度問題，而且多年來一直自己籌措資金;並且通過他個人對經濟開發項目和文化交流項目的支持和倡導，在遠東(尤其是在日本)建立了關係網絡。在這個過程中，約翰還重新恢復了日本協會，創建了亞洲協會。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約翰的慈善捐獻平均大約每年500萬美元—那是他年度收益的6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