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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的是，內瓦的外祖母—內瓦的名字就是她外祖母的名字—從來都不掩藏一個事實，即她一直希望內瓦是個男孩。她和佩吉的妹妹艾琳明顯寵愛阿比—對她們來說阿比永遠都是對的，同時忽略、輕視內瓦。這讓內瓦很傷心，對她也很不公平。
少年時期，內瓦從來沒有公開反叛過，但卻情願躲開我和佩吉。1962年，她從康科德學院畢業，然後進了拉德克利夫。雖然阿比住在不遠的劍橋，她們兩人卻吵了嘴，很少來往。因此，雖然內瓦跟阿比一樣關心環境、民權和其他社會問題，但她個人從來沒有捲入過極端組織。內瓦於1966年畢業，正好在全國性校園學生運動最激烈階段的前夕。那年晚些時候，她嫁給了一位哈佛的教授，幾年後就為我們生下了第一個外孫及外孫女。
一直都屬於知識型的內瓦迷上了網格球頂的發明人R•布克敏斯特•富勒(R. Buckminster Fuller)的思想。她第一次遇見富勒是在1964年夏天列寧格勒的達特茅斯會議上，也就是我們在克里姆林宮見到赫魯雪夫的那次旅行。讓內瓦尤其著迷的是富勒那最激動人心的科技體系，即把全世界的能源資源最大程度地投入到社會應用領域。因而，她與他保持了數年的聯繫。結果，內瓦走了我的路，攻讀經濟學博士。她的專業是貧困與環境惡化的關係。內瓦還跟我一樣，成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洛克菲勒大學的理事。在她和她全家度夏的錫爾港，她對園藝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接替了她母親的位置，成了阿比•奧爾德里奇•洛克菲勒花園(Abby Aldrich Rockefeller Garden)的經理。
108. 佩吉
佩吉於1965年秋天進入拉德克利夫。她的大學期間正好是學生抗議活動和反正統文化運動最激烈的那些年。雖然她很快踏上了阿比的路，積極支持幾家反戰機構，但佩吉自己的強烈社會正義感促使她懷疑使她自己獲得巨大財富和機會—而同時數百萬人卻陷入一窮二白—的體制是否公平。
阿比措辭激烈的告誡影響了佩吉對許多事情的想法，但她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巴西工作的時候，自己發現了貧困的本質。我們的朋友伊斯雷爾和林納•克拉賓在佩吉進入大學前的那個夏天邀請她到里約熱內盧的家裡做客。佩吉接受了他們的邀請，但前提是她在里約熱內盧期間可以“做些有價值的事情”。佩吉到達那裡後不久，就加入了一個人類學團隊，研究里約熱內盧的棚戶區。她發現這項工作很有吸引力，便在後來的兩個夏天回到了那裡。她的葡萄牙語變得十分流利，並在她的最後一個夏天搬進巴西的一個棚戶區家裡一起住。那年夏天，我正好因大通的公務路過里約熱內盧。佩吉邀請我跟她以及棚戶區里“她的家人”一起吃頓飯。佩吉已經與她的主人一家建立了親密的關係—他們待她如同自己的女兒。
佩吉對自己親眼所見的貧困感到震驚，對阻止發生有意義變化的政治和經濟障礙感到憤慨。她相信，我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是一個主要問題。1969年，她從拉德克利夫畢業後，考取了哈佛教育學院，取得了碩士學位，然後又取得了博士學位。在那段時期，她的大部分時間是在STEP項目(反對社會排斥和貧窮的策略及措施，由國際勞工組織設立)中擔任聯合主任，幫助麻薩諸塞州阿林頓高中的貧困危險青年。
佩吉熱情高漲地投入到改造世界的努力中，似乎無法將我和她的家庭與她心目中錯誤的東西區分開來。有幾年時間，她疏遠了我們，回家看望我們的次數也逐漸減少。令人興奮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和佩吉重新建立了良好關係。我們已經一起在紐約開展了許多項目，並一起在世界各地遊覽。
109. 理察
當我們最小的兩個孩子—理察和艾琳—進入大學(理察在哈佛、艾琳在米德爾伯里)的時候，美國在越南的戰爭仍然如火如荼，學生運動仍然波濤洶湧。但是，他們兩人誰也沒有參與在不同程度上吸引了他們姐姐們的任何極端主義運動。
理察為越南戰爭而憂心，但他在大學期間保持相對超然的姿態。由於迪克(理察的暱稱)不像阿比或佩吉那樣情緒激動，因此我們兩人能夠更加平靜地談論這個問題。當時，由於我有了與其他幾個孩子打交道的經驗，同時與大學生接觸得更加廣泛了，因此我能夠不那麼情緒化地與他相處。
但是，要回答迪克的探索型問題，要想證明我有理由堅決支持一場可能會最終使他成為犧牲品的戰爭，卻不是簡單的事情。事實上，對於我們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並沒有什麼簡單的解決辦法，雖然雙方都有許多人堅信有辦法解決。越南戰爭涉及到複雜而矛盾的地區政治問題和道德問題，對於整個國家、對於每一個家庭—包括我的家庭—都是一個難題。
我和迪克深刻討論過類似越南戰爭這樣的問題。我心存感激的是，他願意聽我的觀點，儘管他顯然更加同情他姐姐們的極端認識。我還從迪克那裡大量了解到了由於我們政府在越南戰爭問題上採取的行動而產生的年輕一代中許多人反叛和不信任的深刻感情。
迪克1971年從哈佛畢業，並在後來的幾年裡琢磨著“自己這輩子做些什麼”。他參加了一個教會組織，為魁北克和拉布拉多北部與世隔絕的當地人口服務。在工作當中，迪克愛上了飛行，並儘快取得了飛行執照。他還參加了哈佛教育學院的課程，然後決定從醫。20世紀70年代後期，他從哈佛醫學院畢業，然後在緬因州波特蘭成功地開展家庭醫療服務。
迪克以他的家庭和事業為中心，為自己確定了一條井然有序、目的明確的人生道路。最近，他一直在積極幫助永久性保護美國東北部重要荒地和森林的努力。他還在運用電腦科技來建立患者與醫生之間的合夥關係、鼓勵人們更加積極地參與他們自己的醫療保健工作。理察是個聰穎、熱情、投入的人，是我們家庭中一股穩定的影響力。
110. 艾琳
我們最小的孩子艾琳似乎絲毫沒有受到讓她的哥哥姐姐們深陷其中的問題的影響。相反，解決我們家庭內部的感情糾紛成了她的首要工作。她一直跟她母親很親密，而當她的姐姐們在態度上相當敵視我和佩吉的時候，艾琳努力扮演一個調停人的角色，來回傳遞著信息，努力保持溝通渠道的暢通。
最終，艾琳也經歷了一個叛逆階段，但這種叛逆意識最後卻在個人的層次上—而不是政治或者意識層次上—自行消失了。她對我和佩吉似乎不那麼認真對待她在重要問題上的看法而感到惱恨。她的感情很脆弱，而這也導致了緊張關係。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她在非洲長期旅行之後，有一個疏遠的階段—回國後，她決定離開我們單獨住。
艾琳在家庭內部進行協調的早期努力，在她於1979年在維吉尼亞州威廉斯堡的一次達特茅斯會議上遇到了諾曼•卡曾斯—《周六評論》的出版商—以後成了她生活中的一個重點。諾曼剛剛出版了《疾病剖析》(Anatomy of an Illness)，詳細介紹了他通過人的意識的治療能力成功戰勝癌症的經過。艾琳對諾曼的理論印象非常深刻，並在一段時間裡，他成了她的導師。後來，她成立了一個基金會—改善健康學會(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Health)—來鼓勵對意識與身體在健康和疾病方面的關係問題進行科學研究。此後，她又創建了改善社會與情感學習合作學會(Collaborativ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促進全國各地的社會與情感方面的信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