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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父親設立了一系列不可撤銷的信託基金，為我的孩子們提供了未來經濟保障。在設立這種基金的時候，父親遵循的是他在1934年為我和我的哥哥姐姐們設立信託基金的模式—該基金為我們提供了大部分收入來源。在設立1952年信託基金之前，父親問過我希望如何安排基金的結構。
我和佩吉決定，我們的每個孩子應當獲取一般性年度收入—從21歲開始5 000美元—然後逐年增加，直至他們30歲。到那個時候，他們每人應當獲取自己的信託基金所賺取的所有收益。我們還規定，在得到受託人同意的基礎上，到了21歲以後，每人都可以提取高達50%的信託本金。我們感覺，這些收入和父親的慷慨將能夠讓我們的孩子們過上獨立的成人生活，並能夠自己確定如何最佳分配他們自己的資源。
104. 緊張的關係
20世紀50年代中期，當孩子們開始離開家前往寄宿學校的時候，我們之間的關係開始發生了變化。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們成長過程中的自然結果，一種可以理解的自己作出決定、尋找自己的人生道路以及建立他們自己形象的欲望。但是，其中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們對洛克菲勒這個名字、其傳統、關聯性和責任—這些似乎都是他們作為家族的一員所代表的東西—感到不安。我們的兩個女兒選用了佩吉娘家的一些姓氏。然而，他們如今已經認同自己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部分，甚至認識到這個名字還有一些優勢!
105. 小戴維
我們最大的孩子戴維第一個離開家，準備在新罕布夏的菲利普艾斯特學院(Phillips Exeter Academy)上大學。戴夫(戴維的暱稱)從來沒有公開反叛過，但也從來沒有跟他的父親或母親特別親近或開誠布公過。他在艾斯特和哈佛的學習似乎擴大了我們之間這種溝通隔閡。他的反叛形式是一種游離漂浮，而不是直接對抗。
我一直在懷疑，我是不是根本沒有多少為人父的才能，因為我想跟我的孩子們建立聯繫的努力總以失敗告終。比如，1965年，我把自己在兒童廣場—華盛頓的一個房地產開發項目—的股票給了戴夫。該股票似乎很可能在大樓完工、債務還清之後大幅度升值。我覺得這個禮物是將一大筆財務資源傳給我長子的一個好辦法，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該項目本身的細節會讓他感興趣，並成為能夠將我們兩人自然地拉到一起的途徑。雖然我的禮物在經濟上讓戴夫受益不少，但他對了解這個項目幾乎沒有表現出任何興趣，甚至沒興趣與我進行討論。當我提到這個項目的時候，他非常吃驚，不相信將我們兩人拉到一起竟然是這個禮物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如今意識到，鑑於戴夫當時對我的態度，我的想法或多或少是不現實的，但我的意願卻是真誠的、充滿希望的。
1965年，戴夫從哈佛法學院畢業，接著在劍橋大學攻讀經濟學，然後才回到美國，並於1968年結婚。他決定留在波士頓地區，追尋自己對音樂和藝術教育方面的興趣，而不是回紐約從事商務或法律事業。他在波士頓交響樂團工作了幾年，在國家藝術基金會和國家公共電台的董事會上分別任職，並主持了一個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提供部分資助的重要的藝術教育論壇。
戴夫跟他的大部分同齡人一樣，拒絕自己家庭對共和黨支持的傳統。他喜歡的政治是更多地強調環境保護、確保所有公民的民權、結束在越南的戰爭。20世紀60年代後期，他與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幫助贊助了“堅決反正統的”波士頓周刊《真實報導》(The Real Paper)：這些人包括麻薩諸塞州後來的州長威廉•韋爾德和後來成為成功的出版商、房地產開發商的莫蒂默•朱克曼。[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若干年以後，我成了莫氏波士頓地產公司(Mort誷 in Boston Properties)—那是他的一家非常成功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公司—的一個商務夥伴。]雖然與戴夫的個人關係已經非常愉快，但他在中年之前一直與我保持距離。然而，從那以後，我很高興地告訴你們，我們之間的關係到了鼎盛時期：我們成了非常親密的朋友。
106. 阿比
阿比是我們的幾個孩子當中最具反叛性、意志最堅定的一個。從她還是個孩子時，阿比就很霸道，對她所遭遇的大多數事情都會作出很激烈的反應。當佩吉決定停止母乳餵養的時候，阿比決定立刻轉向奶瓶，讓她母親心裡感覺很不是滋味。但她歷來跟她的父母一樣熱愛大自然。還是個少年的時候，她就熱中於看鳥，並且能夠逼真地模仿鳥兒的歌聲，而鳥兒對她的模仿聲也會作出回應。
阿比還是個孩子的時候，跟她的母親非常親密。她們彼此都欣賞對方的獨立性和反傳統的意願。但是，她們兩人的個性都很強，因此，儘管彼此欣賞，但卻經常激烈爭吵。阿比不喜歡學校的正規性，但喜歡音樂，喜歡充滿感情地拉大提琴。1963年，她考取了新英格蘭音樂學院，以開發自己的才華。她還遇到了一些教師，他們鼓勵她進一步疏遠“不平等的美國生活”。她為馬克思主義所吸引，狂熱地崇拜卡斯楚，並短期加入過社會主義工人黨。在美國加強其在越南的軍事力量的時候，阿比成了一些反戰機構—包括《堡壘》雜誌—的經濟後援，並在波士頓擔任阻止入伍顧問。
阿比最投入的是女權主義運動。1967年，她發誓永遠不再穿裙子，以抗議婦女在社會上的“二等公民”地位。《紐約》雜誌在報導“第16支部”(那是她在劍橋加入的婦女解放組織)時，突出報導了她。阿比被描寫為“性隔離主義者”，並引用了她的話：“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之間的愛情是一種談判交易，是反革命的。”(阿比否認自己說過這樣的話。)在那些年裡，只要她一回家，就會跟我們激烈爭論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我們家族繼續助紂為虐的問題。我們的聚餐常常是在憤怒的爭吵中結束。
20世紀70年代早期，阿比的興趣開始轉向環境保護和生態問題上。最叫人吃驚的是，儘管她鄙視私有企業體制，自己卻成立了一家公司，生產、銷售一種瑞士設計的混合梳妝用具，並於1974年初開始小批量投入生產。我和佩吉對阿比的商業興趣感到有些愕然，但對她執著的追求方式絲毫不覺得吃驚。
儘管阿比反叛性很強，對她的家庭和我所代表的大部分東西都憤然拒絕，但我相信在她的內心深處，她從來沒有忘記過自己小時候與母親的親密關係，沒有忘記她和我一起在波坎蒂克的池塘里搜尋飛蟲、甲殼蟲時度過的時光。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以及70年代的相當一部分時間裡，我們與阿比的關係至少是十分緊張的。
即便在她的表現最令人惱怒的時候，她母親總是對我說：“永遠不要忘記，如果我們當中任何一個人出了什麼事，阿比永遠會在身邊。”果然，在我一生中最關鍵的時刻，阿比總是給予我她全部的愛和支持。
107. 內瓦
內瓦只比阿比小13個月。小時候，她們兩人同住一屋，形影不離，雖然她們各自的個性很不相同。阿比是個霸道、強勁的領導人;而內瓦比較被動，但卻極其聰明，酷愛讀書。她常常能夠智勝她的姐姐。阿比十分羨慕內瓦讀書迅速、在校學習好的能力。
我和佩吉決定，我們的每個孩子應當獲取一般性年度收入—從21歲開始5 000美元—然後逐年增加，直至他們30歲。到那個時候，他們每人應當獲取自己的信託基金所賺取的所有收益。我們還規定，在得到受託人同意的基礎上，到了21歲以後，每人都可以提取高達50%的信託本金。我們感覺，這些收入和父親的慷慨將能夠讓我們的孩子們過上獨立的成人生活，並能夠自己確定如何最佳分配他們自己的資源。
104. 緊張的關係
20世紀50年代中期，當孩子們開始離開家前往寄宿學校的時候，我們之間的關係開始發生了變化。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們成長過程中的自然結果，一種可以理解的自己作出決定、尋找自己的人生道路以及建立他們自己形象的欲望。但是，其中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們對洛克菲勒這個名字、其傳統、關聯性和責任—這些似乎都是他們作為家族的一員所代表的東西—感到不安。我們的兩個女兒選用了佩吉娘家的一些姓氏。然而，他們如今已經認同自己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部分，甚至認識到這個名字還有一些優勢!
105. 小戴維
我們最大的孩子戴維第一個離開家，準備在新罕布夏的菲利普艾斯特學院(Phillips Exeter Academy)上大學。戴夫(戴維的暱稱)從來沒有公開反叛過，但也從來沒有跟他的父親或母親特別親近或開誠布公過。他在艾斯特和哈佛的學習似乎擴大了我們之間這種溝通隔閡。他的反叛形式是一種游離漂浮，而不是直接對抗。
我一直在懷疑，我是不是根本沒有多少為人父的才能，因為我想跟我的孩子們建立聯繫的努力總以失敗告終。比如，1965年，我把自己在兒童廣場—華盛頓的一個房地產開發項目—的股票給了戴夫。該股票似乎很可能在大樓完工、債務還清之後大幅度升值。我覺得這個禮物是將一大筆財務資源傳給我長子的一個好辦法，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該項目本身的細節會讓他感興趣，並成為能夠將我們兩人自然地拉到一起的途徑。雖然我的禮物在經濟上讓戴夫受益不少，但他對了解這個項目幾乎沒有表現出任何興趣，甚至沒興趣與我進行討論。當我提到這個項目的時候，他非常吃驚，不相信將我們兩人拉到一起竟然是這個禮物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如今意識到，鑑於戴夫當時對我的態度，我的想法或多或少是不現實的，但我的意願卻是真誠的、充滿希望的。
1965年，戴夫從哈佛法學院畢業，接著在劍橋大學攻讀經濟學，然後才回到美國，並於1968年結婚。他決定留在波士頓地區，追尋自己對音樂和藝術教育方面的興趣，而不是回紐約從事商務或法律事業。他在波士頓交響樂團工作了幾年，在國家藝術基金會和國家公共電台的董事會上分別任職，並主持了一個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提供部分資助的重要的藝術教育論壇。
戴夫跟他的大部分同齡人一樣，拒絕自己家庭對共和黨支持的傳統。他喜歡的政治是更多地強調環境保護、確保所有公民的民權、結束在越南的戰爭。20世紀60年代後期，他與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幫助贊助了“堅決反正統的”波士頓周刊《真實報導》(The Real Paper)：這些人包括麻薩諸塞州後來的州長威廉•韋爾德和後來成為成功的出版商、房地產開發商的莫蒂默•朱克曼。[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若干年以後，我成了莫氏波士頓地產公司(Mort誷 in Boston Properties)—那是他的一家非常成功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公司—的一個商務夥伴。]雖然與戴夫的個人關係已經非常愉快，但他在中年之前一直與我保持距離。然而，從那以後，我很高興地告訴你們，我們之間的關係到了鼎盛時期：我們成了非常親密的朋友。
106. 阿比
阿比是我們的幾個孩子當中最具反叛性、意志最堅定的一個。從她還是個孩子時，阿比就很霸道，對她所遭遇的大多數事情都會作出很激烈的反應。當佩吉決定停止母乳餵養的時候，阿比決定立刻轉向奶瓶，讓她母親心裡感覺很不是滋味。但她歷來跟她的父母一樣熱愛大自然。還是個少年的時候，她就熱中於看鳥，並且能夠逼真地模仿鳥兒的歌聲，而鳥兒對她的模仿聲也會作出回應。
阿比還是個孩子的時候，跟她的母親非常親密。她們彼此都欣賞對方的獨立性和反傳統的意願。但是，她們兩人的個性都很強，因此，儘管彼此欣賞，但卻經常激烈爭吵。阿比不喜歡學校的正規性，但喜歡音樂，喜歡充滿感情地拉大提琴。1963年，她考取了新英格蘭音樂學院，以開發自己的才華。她還遇到了一些教師，他們鼓勵她進一步疏遠“不平等的美國生活”。她為馬克思主義所吸引，狂熱地崇拜卡斯楚，並短期加入過社會主義工人黨。在美國加強其在越南的軍事力量的時候，阿比成了一些反戰機構—包括《堡壘》雜誌—的經濟後援，並在波士頓擔任阻止入伍顧問。
阿比最投入的是女權主義運動。1967年，她發誓永遠不再穿裙子，以抗議婦女在社會上的“二等公民”地位。《紐約》雜誌在報導“第16支部”(那是她在劍橋加入的婦女解放組織)時，突出報導了她。阿比被描寫為“性隔離主義者”，並引用了她的話：“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之間的愛情是一種談判交易，是反革命的。”(阿比否認自己說過這樣的話。)在那些年裡，只要她一回家，就會跟我們激烈爭論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我們家族繼續助紂為虐的問題。我們的聚餐常常是在憤怒的爭吵中結束。
20世紀70年代早期，阿比的興趣開始轉向環境保護和生態問題上。最叫人吃驚的是，儘管她鄙視私有企業體制，自己卻成立了一家公司，生產、銷售一種瑞士設計的混合梳妝用具，並於1974年初開始小批量投入生產。我和佩吉對阿比的商業興趣感到有些愕然，但對她執著的追求方式絲毫不覺得吃驚。
儘管阿比反叛性很強，對她的家庭和我所代表的大部分東西都憤然拒絕，但我相信在她的內心深處，她從來沒有忘記過自己小時候與母親的親密關係，沒有忘記她和我一起在波坎蒂克的池塘里搜尋飛蟲、甲殼蟲時度過的時光。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以及70年代的相當一部分時間裡，我們與阿比的關係至少是十分緊張的。
即便在她的表現最令人惱怒的時候，她母親總是對我說：“永遠不要忘記，如果我們當中任何一個人出了什麼事，阿比永遠會在身邊。”果然，在我一生中最關鍵的時刻，阿比總是給予我她全部的愛和支持。
107. 內瓦
內瓦只比阿比小13個月。小時候，她們兩人同住一屋，形影不離，雖然她們各自的個性很不相同。阿比是個霸道、強勁的領導人;而內瓦比較被動，但卻極其聰明，酷愛讀書。她常常能夠智勝她的姐姐。阿比十分羨慕內瓦讀書迅速、在校學習好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