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頁
回到美國之後，我向亨利•基辛格作了匯報。薩達姆關於以色列的第一個條件是美國永遠不會滿足的。但是，幾個月之後，隨著伊拉克和伊朗重歸於好，向庫德人提供的軍事援助的確停止了。幾年以後，美伊關係得到了重大改善。
薩達姆似乎是個根本沒有幽默感的人，在闡述自己的觀點時立場堅定，但對我並不敵視。
沙烏地阿拉伯和科威特的歷史連續性、阿聯的原則和金融頭腦、薩達姆•海珊的險惡狡詐、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劇、以色列的力量和勇氣、海珊國王和薩達特的榮耀和英雄行為—我思索自己在這個混亂複雜、風雲莫測的地區裡的經歷時，所有這一切都浮現在我的腦海。在我後來捲入為被流放的伊朗國王尋找避難地的工作時，我才明白什麼是“世事無常”。
該書出版以後，我的孩子們告訴我和佩吉，兩個作者在他們自己的真實企圖方面誤導了他們，聲稱他們在撰寫一部有關慈善事業的書，且不得到他們的許可，所說的話就不會印刷出來。
102. 一個美國王朝
1976年3月，《洛克菲勒家族：一個美國王朝》(The Rockefellers: An American Dynasty)一書出版了，並且很快就成為了一部暢銷書。
該書的作者是彼得•科利爾和戴維•霍羅威茨，兩人從前是極端主義雜誌《堡壘》(Ramparts)的編輯。這本書從左派理論和反正統文化的角度對我的家族進行了詆毀。(當代政治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是：科利爾和霍羅威茨作為左派作家，通過撰寫有關洛克菲勒家族、甘迺迪家族和福特家族的著述來抨擊美國資本主義制度，並因此賺取了個人名聲和大筆錢財。而如今，他們已經成為共和黨內右派的“寵兒”。霍羅威茨是洛杉磯流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該機構的大量資金來自理察•梅隆•斯凱夫和其他保守派活動家。)
該書在進行了漫不經心的調查之後，根據令人懷疑的信息來源，將事實和杜撰(後者居多)糅合在一起，將我們描繪成資本主義貪婪成性的化身、當代美國和全球社會弊端的根源。雖然該書幾乎完全沒有觸及早期左派或右派“狗仔”們也不曾攻擊過的我們家族的頭三代人，但是，書中關於“我們的子女們”—我的孩子們、侄女和侄子等—的章節相當煽情，對我來說很是頭疼。
兩個作者以富有同情心的朋友的面目出現，與我的幾個“侄子侄女們”會面。他們鼓勵孩子們自由地訴說他們不再迷戀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各個機構、疏遠自己的父母的想法，有時還答應為他們保密。他們的採訪構成了該書的核心，集中描述我們家族裡年輕一代人的個人生活和鬥爭，包括我自己的5個孩子。科利爾和霍羅威茨描繪的畫面表現的是一群鬱鬱寡歡、矛盾重重的人，其中有許多還為極端主義社會事業和思潮所吸引，急於擺脫冷酷無情的“反革命”家長。該書出版以後，我的孩子們告訴我和佩吉，兩個作者在他們自己的真實企圖方面誤導了他們，聲稱他們在撰寫一部有關慈善事業的書，且不得到他們的許可，所說的話就不會印刷出來。他們說，他們說的話被故意篡改，以便適合作者們自己的思維框架，而不是他們自己生活中的事實。儘管如此，他們說的一些話也並非全是謊言，這使得我和佩吉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感到異常痛苦。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該書在1976年問世的時候，我們所有的孩子都已經從大學畢業，而那些在學生期間曾經積極參與極端主義政治活動的人，也都早已開始了自己的生活。因此，儘管與越南戰爭和爭取社會公正的鬥爭相關的問題已經不再那麼迫在眉睫，但我們所有人—我們的每一個孩子以及我和佩吉—都不得不面對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的一些根本分歧和嚴重的緊張關係。
20世紀70年代中期，當我們開始比較平靜地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都意識到，儘管存在著實實在在的分歧，但我們至少還抱有一些共同的願望：創建一個沒有種族仇恨和偏見的更加公平的世界，消除貧困，改善教育，研究出人類不通過毀壞環境而得以生存的方法。
這種認識花了很長時間才被理解，可是，一旦達到了這種理解，我們所有人之間產生一種不同的、相互更加尊敬的關係的可能性就增大了。然而，在那之前，我們這兩代人的關係經歷了10年的對抗，而不是禮讓。
103. 為人父母的艱難
我和佩吉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我們的兩個孩子—阿比和佩吉—為20世紀60年代的革命思潮和事業所深深吸引，而另外4個孩子對那些年風雲多變的政治參與卻少得多。我們是根據同樣的道德準則撫養所有孩子的，依據的主要是我和佩吉自己的成長環境中所深信不疑的基督教信條。我至今仍然感到十分詫異，每個孩子對家庭教育、對20世紀60年代的事件竟然作出了如此不同的反應。
我毫不懷疑，在他們早年正在成型的那些年裡，我長期不在他們身邊這一點對他們產生了一種關鍵性影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服兵役之前或期間出生的戴夫、阿比和內瓦，在他們來到世上頭幾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我並不在他們身邊。佩吉作為一名年輕的母親盡她的能力給予他們愛和指導，而他們也吸取了她對大自然和音樂的熱情，以及她擁抱大千世界的激情。佩吉、理察和艾琳都是在戰爭之後出生的，但即便我還是大通的一名初級官員的時候，旅行也是家常便飯，常常離家出差。因此，對於那些小一些的孩子，我還是無法給予他們所需要的、也是應得的時間和關注。
佩吉覺得為人母親的負擔實在難以承受。雖然她是個全心全意的母親，大多數時候具有與孩子們溝通的出色能力，但在我們婚姻生活的頭20年裡，她還階段性地感到極度抑鬱。當她處於這種惡劣心情的時候，孩子們學會了要躲她遠一些。雖然佩吉堅持配合一位出色的心理醫生的工作，並最終成功地戰勝了自己的大部分問題，但她的抑鬱—加上我繁重的工作和頻繁的出差—似乎很可能在至少一部分孩子們心中造成了不安全感和焦慮感。
我和佩吉一心要成為負責任的父母，為孩子們提供一個安全的家和良好的教育。孩子小的時候，他們在紐約市有名的日校讀書—女孩們去蔡平(插pin)和布里爾利(Brearley)，男孩們去巴克利(Buckley)，使他們獲得了牢固的教育基礎，儘管他們缺少文化方面的多元化。
我們的大多數周末是在塔里敦的哈得孫松屋度過的。孩子們在那裡騎馬、在外面玩耍，下雨或者冷天的時候可以在“娛樂房”里遊樂，而且常常邀請他們的小朋友們一起玩。我們還帶他們週遊美國各地，並帶他們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正如我的父母對待我那樣。我們的家裡總是滿屋子世界各地的客人，這樣孩子們很小就開始接觸到了各種類型的有趣的成功人士—比如大提琴手卡薩爾斯，秘魯總理佩德羅•傑拉多•貝爾特倫，哈佛校長內森•普西，以及喬治•馬歇爾將軍。孩子們對客人的來訪反應良好，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富有教育、充滿樂趣的經歷。我們與外部世界的許多關係培養了他們的諸多興趣—語言、藝術、自然世界，並引導他們滿腔熱情地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