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頁
99. 阿曼蘇丹王卡布斯
位于波斯灣口—全世界相當一部分原油供給必須從這裡通過—橫跨荷姆茲海峽的阿曼是阿拉伯半島上最古老、在許多方面最先進的國家。在18世紀中葉，阿爾布賽德家族控制了馬斯喀特和大部分腹地，並將自己的沿海王國向南擴展到東非海岸外的桑給巴爾。在19世紀，英國保護該統治家族抵禦奧斯曼土耳其和來自內陸的遊牧部落強人的攻擊，並與蘇丹建立了牢固的政治和金融關係。
20世紀70年代初，英國的撤出為美國進入阿曼創造了一個良機。但是，當我於1974年1月第一次來到馬斯喀特時，發現美國沒有派遣常駐外交人員。國務院似乎沒有意識到該地區日益增長的經濟和政治重要性。回國以後，我將這些情況向亨利•基辛格作了匯報。我告訴他，儘管英國繼續保持著經濟影響力，但統治者在尋求與美國更為密切的關係。當時，亨利一心撲在以色列和埃及的停火工作上，但沒過幾個月，他就任命了阿曼大使和阿聯大使。
我到達那裡的時候，蘇丹王卡布斯正忙於鎮壓西部省份佐法爾的動亂。在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下，伊朗國王為蘇丹王提供了3 000名士兵參加戰鬥。我們飛到佐法爾的首府撒拉拉赫與蘇丹王會面。俯瞰城市的山上有狙擊手和高射炮，因此我們不得不繞道貼著水面低空飛行，以避免受到攻擊。蘇丹王對我們為了見他而冒險旅行非常感動，會談進行得十分順利。
我們會面的時候，蘇丹王卡布斯剛剛奪取政權不久。在英國的幫助下，他於1970年發動了一場推翻自己父親的政變。他父親是個相當難纏的人物，將自己的兒子軟禁了整整6年時間。卡布斯在桑德何斯特受的教育，我見到他時，他才34歲。他是個英俊得出奇的人，長得威風凜凜，留著滿臉的黑鬍子，一雙黝黑銳利的眼睛，頭上總是戴著艷麗的包頭巾。在後來的數年裡，我們兩人建立了良好的關係。1979年1月，我在拜訪蘇丹王的時候，收到了我哥哥內爾森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的消息。蘇丹王提出用他的飛機送我回家。但因為我已經有了大通飛機，便謝絕了他的慷慨。
100. 葉門的奎特聚會
截至20世紀70年代後期，在整個中東，我沒有訪問過的少數幾個地區之一是葉門—《聖經》中士巴王國的所在地、著名“乳香之路”的起點。1977年我訪問這個國家的時候，它正陷入一場殘酷的內戰：北方傳統的部落武裝與控制著南方的極端分子武裝正在交戰。
阿拉伯葉門共和國沒有什麼石油，但卻具有可觀的經濟潛力，因為有幾十萬葉門人在波斯灣的油田工作，每個月都寄回幾百萬美元。我訪問該國的主要原因是向阿卜杜拉齊茲•阿卜杜爾•甘尼首相詢問大通能不能與他的政府建立更加廣泛的關係。我們到達後得知，阿卜杜爾•甘尼與他的幾個朋友正在塞納以外大約20英里的家裡。他留下話說，我們都被邀請去他家。
我們到達時，發現只有男人在場。他們都坐在地板上的坐墊、地毯上面，聽著阿拉伯音樂。偶爾會有一對男子起來一起跳舞。房間裡沒有椅子，沒有桌子，也沒有其他家具。首相沒有打斷聚會，但熱情地讓我們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但是，聚會中最不同尋常的內容是提供的點心。在大多數伊斯蘭國家裡，酒精是被禁止的。在葉門，最有刺激的東西是奎特(qat)。那是一種溫和的麻醉劑，據說能產生幻覺效果。這種植物的葉子在嘴裡咀嚼後，形成一個小圓球，然後壓在下嘴唇下面。如果咀嚼的時間足夠長，就能導致一種愉悅的感覺。我們參加過一個奎特聚會，所有客人都在嚼奎特。主人也給了我幾片讓我嚼。我照辦了。葉子沒有什麼味道，我也沒有什麼幻覺的體會。多年來長期飲用不摻東西的馬提尼酒，可能已經讓我麻木了!然而，讓我吃驚的是，首相邀請我跳舞，這是了解潛在客戶的一種很不尋常的方式。那真是一個令人難忘的下午!
不幸的是，在我們的會談過去僅僅幾個星期之後，首相卻死於令人恐怖的事件中。來自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殊使者”帶著總統的一個禮物來拜訪他。那個禮物其實是顆炸彈。使者一走進首相的辦公室就引爆了炸彈。兩人當即被一起炸死。
101. 伊拉克與薩達姆•海珊
薩達姆•海珊是20世紀後期出現的全世界最殘酷的獨裁者之一，情願將自己的人民推入長年的戰爭和難以置信的貧困之中，以便確保自己牢牢地掌握政權。我只與他見過一次面。
雖然大通與伊拉克沒有什麼直接的生意往來，但我們與他們的中央銀行保持了許多年的代理關係。1967年中東戰爭以後，伊拉克斷絕了與美國的外交關係，我們的這種代理關係就成了兩國之間僅有的聯繫之一。為了尋找將伊拉克納入中東和平進程的途徑，亨利•基辛格請我在訪問這個地區時嘗試著與伊拉克領導人建立關係。
我答應了他的要求，並通過該中央銀行的總裁獲得了允許進入巴格達的簽證，以便討論銀行事宜。我還預約了外交部長薩東•哈馬迪。哈馬迪畢業於威斯康星大學，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但他的態度從我踏進他的辦公室開始就一直是一種敵視。當我告訴他，我是應亨利•基辛格的要求來向薩達姆•海珊—人們普遍認為他是伊拉克政治的鐵腕人物—轉達一個口信時，這種敵意變得更加明顯。
哈馬迪說：“絕對不可能。他不可能接見你。”我答覆說：“我要在巴格達待24小時，無論白天還是夜晚，我都可以見他。”哈馬迪堅持說：“會面是不可能的，把口信交給我。”“對不起，部長先生，”我說，“我的口信只能給薩達姆•海珊一個人聽，我沒有權力轉達給任何其他人。”當哈馬迪一再強調不可能會面時，我說：“我要在這裡一直待到明天中午，煩請你轉告薩達姆，我有國務卿的口信，如果他希望接見我的話，我將十分高興與他會面。”
那天晚上，我正要動身去參加中央銀行舉行的宴會時，得到通知說海珊將於晚上9點在他的辦公室接見我。我被指示單獨前往。
我被用車送到底格里斯河邊的議會大樓。大樓充滿了令人生畏的氣氛，在步行通過無邊無際的黑漆漆的走廊、經過全副武裝的哨兵時，這種感覺依然無法消除。我終於走到了他的辦公室—那是大樓深處一間光禿禿、沒有窗戶的小屋子。海珊禮節性地迎接了我。他中等個子，身材魁梧。堅毅的臉上沒有笑容，而且在那個時候，他就留著他那標誌性鬍子。
我們通過翻譯交談了一個多小時。雖然屋裡只有我們3個人，但幾天以後，會談的內容便幾乎一字不差地出現在貝魯特的報紙An Nahar上。無論出於什麼原因，薩達姆希望我們談話的實質內容見諸報端。
我解釋說，亨利•基辛格覺得伊拉克和美國之間沒有溝通的渠道，這是不符合兩國的最大利益的，國務卿希望找到對話的渠道。我問他怎樣才能實現這一點。
薩達姆用手指著我剛剛進來的房門說：“如果滿足了兩個條件，大門也許會開一條縫。”他說，首先，美國必須停止向以色列供應可能被用來對付伊拉克的武器，並開始“在確保巴勒斯坦人民利益方面起決定性作用”。第二，美國必須停止向伊朗出售武器，或者至少附加出售的條件，即伊朗承諾不使用這些武器對付“伊拉克或其他阿拉伯國家”。薩達姆強調說，只要伊朗國王繼續向起義的伊拉克庫德人輸送武器，他就沒有興趣與美國恢復外交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