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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魯特是大通多年來在中東業務的重點。該城市在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興旺發達，我們的分行也業務興隆，雖然它從來沒能產生我們所預期的更大範圍的地區業務。我們逐漸了解到，沙特和科威特腰纏萬貫的商人們把貝魯特看成是躲避古蘭經約束的一個勝地，其次才是金融中心。儘管如此，它仍然是座極具吸引力的大都市，擁有一個穩定的政治體系和國際化的商務領域。
然而，20世紀70年代初，馬龍派基督教與遜尼派穆斯林之間的政治一致性開始瓦解，在強悍的哈菲茲•艾爾阿薩德領導下，敘利亞人更加直接地干預黎巴嫩的內政。此外，被趕出約旦聖地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從黎巴嫩南部的難民營里開始運作，招致了以色列的報復。黎巴嫩很快就陷入了一種混亂局面。
我最後一次訪問貝魯特是1977年的3月，當時短暫的戰鬥間隙讓我們的分行重新開張了。我希望向我的員工們保證，我意識到風險的存在，關心他們的安康。在貝魯特機場，銀行的飛機被迫滑行到遠離空港的地方。一隊全副武裝的士兵坐著裝甲車來接我們，並護送我們進入市區。不同派別之間的戰鬥和周圍山上的炮火已經把城市變成了殘垣斷壁。我向來下榻的喬治王飯店已經完全被毀。當我進入大通分行的時候，士兵們在我周圍排成了一個密集隊型。我見了員工之後，分行的經理送給我一塊帶有俄國標記的炮彈殼—那顆炮彈就在大樓門口爆炸。“地中海上的巴黎”已經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我所見過的德國的模樣。寸土不讓的宗教和政治狂人們給貝魯特帶來的似乎是蓄意的破壞，構成了後二戰時期最大的人為悲劇之一。
巴林—我們於1971年在那裡開設了一個分行—正好利用貝魯特掙扎過程中帶來的機遇。
我第一次見到伊薩酋長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在他剛剛成為埃米爾後不久。他只有5英尺高的個子，卻出奇地友好、慷慨，在送禮方面以出手大方而聞名。有一次，他送給我一把漂亮的波形花紋寶劍，劍鞘上鑲嵌著珍珠;如今，它已經被收入大通的收藏品中。1997年，我最後一次訪問巴林時，酋長中斷了一個內閣會議，以便把他的首相和各個部長—其中許多是他的親戚—介紹給我。那次，他給了我一塊漂亮的勞力士手錶。他那敏銳的領導才能使得他的小國家在其強大的鄰國中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98.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由7個盛產石油的小酋長國組成，分散在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曼之間的波斯灣沿岸，1971年隨著英國從海灣撤出而成立了聯邦。其中的兩個最大的酋長國—阿布達比和杜拜—從一開始就壟斷了阿聯的事務。
1974年，我第一次看到阿布達比的時候，就對這個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土房屋雜亂無章地散落在沿岸低地和沼澤地上，波斯灣凜冽的海風給空氣中撒滿了沙土。沒有鋪砌的街道上到處都是羊群。一個世紀前英國人修建的一座城堡在這幅枯燥無味的畫面上顯得十分醒目。由於沒有更加合適的建築，這座城堡就成了以遊牧為主的政府的所在地。
首腦人物扎耶德不在家，因此他的兄弟在一間按照傳統的遊牧格調裝飾的房間裡接待了我們。我們坐在沿著牆壁的坐墊上，喝著從長嘴咖啡壺裡倒出來的濃郁的阿拉伯小杯咖啡。我們的主人身穿高級阿拉伯長袍，皮帶上掛著一把大匕首，周圍是類似裝束的人們。他彬彬有禮，通過一個翻譯與我們交談，但給人的印象是，如果是在沙漠上騎馬，而不是與華爾街的銀行家們討論金融事務，他會感覺更加舒服些。
兩年後，我第二次訪問時，石油收入已經開始改變阿布達比。國際風格的摩天大樓正在施工，精心建造的道路系統代替了土路。阿布達比已經變成了一座現代城市，老城堡仿佛是遙遠的過去的遺蹟。像沙烏地阿拉伯一樣，所有的石油收入—當時已經達到每年數十億美元—都直接流入了扎耶德酋長的國庫。
酋長是個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長著一張稜角分明的堅毅的臉龐、一雙銳利的眼睛。他不會說英語，但總是控制著談話。給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他的家裝飾得很樸素，極像是一座遊牧帳篷—絲毫沒有當時在沙烏地阿拉伯十分流行的豪華宮殿的痕跡。扎耶德酋長的習慣是在深夜接待客人—那時白天的熱浪已經褪盡。除了必不可少的咖啡以外，他還用小玻璃杯裝的熱乎乎的駱駝奶招待我們。我覺得駱駝奶味道甘甜可口，但並非所有陪伴我的人都有同感。
跟許多阿拉伯領導人一樣，扎耶德酷愛狩獵。在我的一次訪問期間，他告訴我他剛剛從巴基斯坦狩獵回來，他的寶貝獵鷹—每隻身價高達10萬美元—抓到了幾隻鴇。鴇比我們的野火雞略小，也十分機靈，很難捕捉，因此扎耶德對自己的戰利品很是得意。他問我是否品嘗過鴇，當我的回答為否定時，他堅持讓我帶走幾隻。我解釋說，我們正在進行長途商務旅行，沒有辦法儲存鴇。他問我離開阿布達比後去見誰，當我告訴他是巴林的伊薩酋長時，他十分高興。他告訴我，伊薩酋長的廚師在做鴇方面尤其拿手。
就這樣，我們帶著鴇到了巴林。酋長立刻把那幾隻鴇送到了他的廚師那裡。由於伊薩已經為我們安排了當天晚上的宴會，而我們第二天一早就要動身去葉門，因此我們無法在巴林吃鴇。於是，第二天早上，一隻野餐籃子—實際上是兩個人抬著的大籃子—被送上了大通的飛機。我們裝好籃子，飛往葉門。在葉門著陸後，我們驅車越過幾座山，然後停下來享用鴇以及伊薩酋長塞進大籃子裡的其他美味。不幸的是，當時鴇肉已經涼了，很難咀嚼。儘管如此，我們深感那次的經歷津津有味：扎耶德酋長的獵鷹捕捉的中亞鴇在巴林烹製後，由滿滿一車子飢腸轆轆的大通銀行家在葉門的山坡上享用!
扎耶德酋長喜歡沙漠，喜歡獵鷹捕食，但同時他也是一個好商人，十分精明地管理著他自己國家那巨大的石油收入。但是，他的確捲入了20世紀90年代的國際信貸與商務銀行(Bank of Credit and Commerce International, BCCI)的醜聞。80年代期間，他提供了10億多美元來支撐該機構，而法庭的裁決要求酋長及其幾個親密下屬另外支付18億美元來補償BCCI的股東們。
在發生那次不幸事件之前，大通通過我們在巴林的新投資銀行機構—該業務的負責人是伊拉克血統的官員，名叫尼米爾•柯達爾—曾與他密切合作。尼米爾是一位出色的信貸官員，他對該地區的了解在推動我們在整個海灣地區業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一次，在與酋長會談之前，尼米爾建議我提及大通介入阿布達比投資署(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事務的問題。我在會談時請酋長“允許我們有機會作為投資署的顧問為你效力”。不久以後，尼米爾便獲准通過大通來管理投資署價值兩億美元的資產。
20世紀70年代期間，大通在波斯灣的勢力大幅度增強，最終我們的員工人數達到了200名。大通影響力日益增長的一個佐證是，大通挑頭為卡達4個工業項目融資—《機構投資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雜誌稱之為“1977年交易之最”。
然而，20世紀70年代初，馬龍派基督教與遜尼派穆斯林之間的政治一致性開始瓦解，在強悍的哈菲茲•艾爾阿薩德領導下，敘利亞人更加直接地干預黎巴嫩的內政。此外，被趕出約旦聖地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從黎巴嫩南部的難民營里開始運作，招致了以色列的報復。黎巴嫩很快就陷入了一種混亂局面。
我最後一次訪問貝魯特是1977年的3月，當時短暫的戰鬥間隙讓我們的分行重新開張了。我希望向我的員工們保證，我意識到風險的存在，關心他們的安康。在貝魯特機場，銀行的飛機被迫滑行到遠離空港的地方。一隊全副武裝的士兵坐著裝甲車來接我們，並護送我們進入市區。不同派別之間的戰鬥和周圍山上的炮火已經把城市變成了殘垣斷壁。我向來下榻的喬治王飯店已經完全被毀。當我進入大通分行的時候，士兵們在我周圍排成了一個密集隊型。我見了員工之後，分行的經理送給我一塊帶有俄國標記的炮彈殼—那顆炮彈就在大樓門口爆炸。“地中海上的巴黎”已經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我所見過的德國的模樣。寸土不讓的宗教和政治狂人們給貝魯特帶來的似乎是蓄意的破壞，構成了後二戰時期最大的人為悲劇之一。
巴林—我們於1971年在那裡開設了一個分行—正好利用貝魯特掙扎過程中帶來的機遇。
我第一次見到伊薩酋長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在他剛剛成為埃米爾後不久。他只有5英尺高的個子，卻出奇地友好、慷慨，在送禮方面以出手大方而聞名。有一次，他送給我一把漂亮的波形花紋寶劍，劍鞘上鑲嵌著珍珠;如今，它已經被收入大通的收藏品中。1997年，我最後一次訪問巴林時，酋長中斷了一個內閣會議，以便把他的首相和各個部長—其中許多是他的親戚—介紹給我。那次，他給了我一塊漂亮的勞力士手錶。他那敏銳的領導才能使得他的小國家在其強大的鄰國中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98.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由7個盛產石油的小酋長國組成，分散在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曼之間的波斯灣沿岸，1971年隨著英國從海灣撤出而成立了聯邦。其中的兩個最大的酋長國—阿布達比和杜拜—從一開始就壟斷了阿聯的事務。
1974年，我第一次看到阿布達比的時候，就對這個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土房屋雜亂無章地散落在沿岸低地和沼澤地上，波斯灣凜冽的海風給空氣中撒滿了沙土。沒有鋪砌的街道上到處都是羊群。一個世紀前英國人修建的一座城堡在這幅枯燥無味的畫面上顯得十分醒目。由於沒有更加合適的建築，這座城堡就成了以遊牧為主的政府的所在地。
首腦人物扎耶德不在家，因此他的兄弟在一間按照傳統的遊牧格調裝飾的房間裡接待了我們。我們坐在沿著牆壁的坐墊上，喝著從長嘴咖啡壺裡倒出來的濃郁的阿拉伯小杯咖啡。我們的主人身穿高級阿拉伯長袍，皮帶上掛著一把大匕首，周圍是類似裝束的人們。他彬彬有禮，通過一個翻譯與我們交談，但給人的印象是，如果是在沙漠上騎馬，而不是與華爾街的銀行家們討論金融事務，他會感覺更加舒服些。
兩年後，我第二次訪問時，石油收入已經開始改變阿布達比。國際風格的摩天大樓正在施工，精心建造的道路系統代替了土路。阿布達比已經變成了一座現代城市，老城堡仿佛是遙遠的過去的遺蹟。像沙烏地阿拉伯一樣，所有的石油收入—當時已經達到每年數十億美元—都直接流入了扎耶德酋長的國庫。
酋長是個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長著一張稜角分明的堅毅的臉龐、一雙銳利的眼睛。他不會說英語，但總是控制著談話。給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他的家裝飾得很樸素，極像是一座遊牧帳篷—絲毫沒有當時在沙烏地阿拉伯十分流行的豪華宮殿的痕跡。扎耶德酋長的習慣是在深夜接待客人—那時白天的熱浪已經褪盡。除了必不可少的咖啡以外，他還用小玻璃杯裝的熱乎乎的駱駝奶招待我們。我覺得駱駝奶味道甘甜可口，但並非所有陪伴我的人都有同感。
跟許多阿拉伯領導人一樣，扎耶德酷愛狩獵。在我的一次訪問期間，他告訴我他剛剛從巴基斯坦狩獵回來，他的寶貝獵鷹—每隻身價高達10萬美元—抓到了幾隻鴇。鴇比我們的野火雞略小，也十分機靈，很難捕捉，因此扎耶德對自己的戰利品很是得意。他問我是否品嘗過鴇，當我的回答為否定時，他堅持讓我帶走幾隻。我解釋說，我們正在進行長途商務旅行，沒有辦法儲存鴇。他問我離開阿布達比後去見誰，當我告訴他是巴林的伊薩酋長時，他十分高興。他告訴我，伊薩酋長的廚師在做鴇方面尤其拿手。
就這樣，我們帶著鴇到了巴林。酋長立刻把那幾隻鴇送到了他的廚師那裡。由於伊薩已經為我們安排了當天晚上的宴會，而我們第二天一早就要動身去葉門，因此我們無法在巴林吃鴇。於是，第二天早上，一隻野餐籃子—實際上是兩個人抬著的大籃子—被送上了大通的飛機。我們裝好籃子，飛往葉門。在葉門著陸後，我們驅車越過幾座山，然後停下來享用鴇以及伊薩酋長塞進大籃子裡的其他美味。不幸的是，當時鴇肉已經涼了，很難咀嚼。儘管如此，我們深感那次的經歷津津有味：扎耶德酋長的獵鷹捕捉的中亞鴇在巴林烹製後，由滿滿一車子飢腸轆轆的大通銀行家在葉門的山坡上享用!
扎耶德酋長喜歡沙漠，喜歡獵鷹捕食，但同時他也是一個好商人，十分精明地管理著他自己國家那巨大的石油收入。但是，他的確捲入了20世紀90年代的國際信貸與商務銀行(Bank of Credit and Commerce International, BCCI)的醜聞。80年代期間，他提供了10億多美元來支撐該機構，而法庭的裁決要求酋長及其幾個親密下屬另外支付18億美元來補償BCCI的股東們。
在發生那次不幸事件之前，大通通過我們在巴林的新投資銀行機構—該業務的負責人是伊拉克血統的官員，名叫尼米爾•柯達爾—曾與他密切合作。尼米爾是一位出色的信貸官員，他對該地區的了解在推動我們在整個海灣地區業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一次，在與酋長會談之前，尼米爾建議我提及大通介入阿布達比投資署(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事務的問題。我在會談時請酋長“允許我們有機會作為投資署的顧問為你效力”。不久以後，尼米爾便獲准通過大通來管理投資署價值兩億美元的資產。
20世紀70年代期間，大通在波斯灣的勢力大幅度增強，最終我們的員工人數達到了200名。大通影響力日益增長的一個佐證是，大通挑頭為卡達4個工業項目融資—《機構投資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雜誌稱之為“1977年交易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