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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3月，我在妻子和女兒佩吉陪同下為大通作全球旅行期間，在約旦曾短暫停留，以便見見這位國王。安曼還是一個軍營，而國王已經將自己的總部遷移到了鄉下。我把妻子和女兒都留在大通的飛機上，與我的大通同事們一起驅車去見海珊。當我告訴他她們都留在了機場上時，他抱歉沒有邀請她們一起吃午飯。作為補償，海珊親自與我們一起坐他的直升飛機飛回安曼。他走上飛機問候了她們，並在離開之前把他自己的名片和私人電話號碼給了我的女兒!
大約在同時，我與哈桑王儲成了好朋友—國王已經將經濟開發和鼓勵外國投資的職責下放給了他。哈桑帶我坐車、坐直升飛機分別參觀了他提倡的幾個項目。我們還一起參觀了神秘的納巴泰和彼得的希臘-羅馬遺蹟。
哈桑相信，約旦的未來取決於更大程度地向外國公司和銀行敞開大門，而這一點是政府官僚們所不願意承認的。當大通在安曼開設分行的打算被約旦銀行的行長回絕時，哈桑進行了干預，改變了這一決定。1976年，我在訪問了哈桑王儲的家以後，與以色列人作好安排，要悄悄地從約旦越過艾倫比大橋，這樣便避免了那永遠令人煩惱的取道賽普勒斯的走法。哈桑堅持要親自駕機把我送到那裡。他把自己的直升飛機停在一座小山的山脊上，然後我提著自己的包走過大橋，那裡有我的以色列主人迎接。哈桑不希望以色列人知道我的“飛行員”為何許人也，雖然他對我的目的地是以色列這個事實並不介意。
我與海珊國王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直到他於2000年去世。我同時維繫著與哈桑王儲的友情。他們兩人在過去的40年裡，為該地區所發生的變化起到了不為人知但卻十分關鍵的作用，並且確保了約旦—儘管面積不大—繼續成為中東事務中的一個重要角色。
95. 酋長、蘇丹王和薩達姆
我與薩達特總統和海珊國王的友誼關係，以及我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室家族的廣泛聯繫，花費了很長時間才建立起來，但這些關係代表了大通需要的那種層次的關係，以便在該地區開展業務。石油輸出國組織導致的油價上漲體現了這個地區盛產石油國家—無論大小—的金融力量。由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阿爾及利亞，以及分散在波斯灣南部沿岸的小酋長國中一小部分人作出的決定對整個世界的經濟都能夠產生重大的影響。
這些巨大的能源儲藏構成了這個地區的戰略重要性，尤其是波斯灣沿岸的9個國家。1971年年底，英國從“蘇伊士以東”撤出軍事力量的決定，結束了他們一個世紀以來作為波斯灣特魯西爾沿岸阿拉伯小酋長國和蘇丹統治的領土的政治指導者和軍事保護者的歷史，造成了一個經濟和安全方面的真空地帶，而美國的政策只是作了部分“填空”。所謂的尼克森主義—它依賴伊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後來的埃及這樣的地區強權來擔負維持地區和平的重擔—忽略了小政權的重要性。
96. 科威特的加巴爾酋長
科威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和出口國，是石油輸出國組織中的一個領先成員國，已經由阿爾薩巴家族統治了200多年。我在科威特的主要關係是加巴爾酋長。我第一次見到加巴爾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也就是科威特從英國的統治下獨立後不久。作為科威特的財政部長，他參加了我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華盛頓年會結束後在波坎蒂克為世界各國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舉辦的一個午餐會。後來，加巴爾帶著他在美國學習的兒子參觀了哈德孫松屋。在那裡，他的兒子騎了騎我們的純種阿拉伯牡馬艾爾•阿薩德。
加巴爾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當上了總理，1977年又成了埃米爾(科威特是君主世襲制酋長國，埃米爾是國家元首兼武裝部隊最高統帥)。我在出訪中東的旅行中經常與他見面。在一次訪問中，我送給了他美國抽象派畫家弗里茨•格拉納的一小幅畫作。這對於一個傳統的阿拉伯統治者來說是一種不同尋常的禮物;但是，我很清楚，描繪自然—比如動物、植物或人類—的藝術品是有違伊斯蘭法規的。加巴爾似乎由衷地喜歡那幅畫。在後來的一次訪問中，我心滿意足地注意到，他已經把它掛在了自己家中顯著的位置。(註：有一次，我試圖把我哥哥內爾森的一份藝術目錄帶給沙烏地阿拉伯的一個朋友。一位海關官員沒收了那本冊子，因為冊子裡有馬蒂斯畫的一個裸體女性。我不得不請沙烏地阿拉伯的財政部長干預，以便給那本冊子“放行”。)
加巴爾是個內向的人，他明白伴隨著他的國家突然取得的財富，將是一場重大的變化，而他卻非常巧妙地引導國家度過了這種社會和政治轉折。顯然，他還運用同樣的能力在履行自己更加傳統的職責。酋長有權力與來自傳統村莊的年輕未婚女子過夜，並因此常常生兒育女。被他選中的女子據說視之為一種莫大的榮耀。
多年來，我與加巴爾酋長的友情幫助大通逾越了科威特官僚機構的繁瑣程序，包括1973年批准了一份協議，允許我們以收益提成方式管理科威特商業銀行。然而，我們剛剛成功地將銀行扭虧為盈，科威特方面就終止了合同，不希望我們分享銀行日漸上升的利潤。這個結果令人深感失望。我們曾經希望，大通經理人員的強勁表現能夠說服當局允許我們擴大我們的業務。該目標一直沒有實現，雖然我們保持了與他們的中央銀行和一些富豪之間牢固的受託關係，但卻沒有能夠說服科威特人把我們當做他們的投資顧問，或讓我們提供其他金融服務。
科威特人是精明的談判家，在海灣地區的名聲是敏感易怒、刻板固執。因而，我們的業務似乎取決於具體某天某財政部長或薩巴家族的某成員心情如何。我們與科威特多年的財政部長阿卜杜爾•拉奇曼•阿蒂奇的關係就非常典型。雖然他正直、誠懇、受人尊敬，但他對西方銀行家卻是疑心重重，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就可能突然翻臉、斤斤計較。有一天，我趕到科威特的財政部，去參加一個因瑣事而舉行的惱人的會議，卻被堵在了通往他辦公室的一部老掉牙的小電梯裡。我們終於出現的時候，我說：“部長先生，我看連你的電梯都在找我們的麻煩，以表達你的惱怒。”雖然阿蒂奇哈哈大笑，但他知道我有一半是認真的。
97. 巴林和貝魯特
與科威特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巴林人非常好客，渴望與外部世界做生意。巴林是阿拉伯大陸外的一群荒蕪小島，是1932年阿拉伯半島上第一個發現石油的地方，從此，其石油收入占了政府總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伊薩•阿爾哈利法酋長的家族從18世紀中葉就開始統治著巴林。20世紀70年代初從英國的統治下取得全面獨立之後，伊薩酋長精明地運用自己有限而穩定的石油收入來實現國家的經濟多元化。他還鼓勵開發“國外”銀行業務、保險和其他金融服務，從而在黎巴嫩苦於長年內戰和20世紀70年代不斷升級的巴勒斯坦危機的時候，巴林取代了貝魯特的位置，成為中東的金融中心。
大約在同時，我與哈桑王儲成了好朋友—國王已經將經濟開發和鼓勵外國投資的職責下放給了他。哈桑帶我坐車、坐直升飛機分別參觀了他提倡的幾個項目。我們還一起參觀了神秘的納巴泰和彼得的希臘-羅馬遺蹟。
哈桑相信，約旦的未來取決於更大程度地向外國公司和銀行敞開大門，而這一點是政府官僚們所不願意承認的。當大通在安曼開設分行的打算被約旦銀行的行長回絕時，哈桑進行了干預，改變了這一決定。1976年，我在訪問了哈桑王儲的家以後，與以色列人作好安排，要悄悄地從約旦越過艾倫比大橋，這樣便避免了那永遠令人煩惱的取道賽普勒斯的走法。哈桑堅持要親自駕機把我送到那裡。他把自己的直升飛機停在一座小山的山脊上，然後我提著自己的包走過大橋，那裡有我的以色列主人迎接。哈桑不希望以色列人知道我的“飛行員”為何許人也，雖然他對我的目的地是以色列這個事實並不介意。
我與海珊國王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直到他於2000年去世。我同時維繫著與哈桑王儲的友情。他們兩人在過去的40年裡，為該地區所發生的變化起到了不為人知但卻十分關鍵的作用，並且確保了約旦—儘管面積不大—繼續成為中東事務中的一個重要角色。
95. 酋長、蘇丹王和薩達姆
我與薩達特總統和海珊國王的友誼關係，以及我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室家族的廣泛聯繫，花費了很長時間才建立起來，但這些關係代表了大通需要的那種層次的關係，以便在該地區開展業務。石油輸出國組織導致的油價上漲體現了這個地區盛產石油國家—無論大小—的金融力量。由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阿爾及利亞，以及分散在波斯灣南部沿岸的小酋長國中一小部分人作出的決定對整個世界的經濟都能夠產生重大的影響。
這些巨大的能源儲藏構成了這個地區的戰略重要性，尤其是波斯灣沿岸的9個國家。1971年年底，英國從“蘇伊士以東”撤出軍事力量的決定，結束了他們一個世紀以來作為波斯灣特魯西爾沿岸阿拉伯小酋長國和蘇丹統治的領土的政治指導者和軍事保護者的歷史，造成了一個經濟和安全方面的真空地帶，而美國的政策只是作了部分“填空”。所謂的尼克森主義—它依賴伊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後來的埃及這樣的地區強權來擔負維持地區和平的重擔—忽略了小政權的重要性。
96. 科威特的加巴爾酋長
科威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和出口國，是石油輸出國組織中的一個領先成員國，已經由阿爾薩巴家族統治了200多年。我在科威特的主要關係是加巴爾酋長。我第一次見到加巴爾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也就是科威特從英國的統治下獨立後不久。作為科威特的財政部長，他參加了我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華盛頓年會結束後在波坎蒂克為世界各國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舉辦的一個午餐會。後來，加巴爾帶著他在美國學習的兒子參觀了哈德孫松屋。在那裡，他的兒子騎了騎我們的純種阿拉伯牡馬艾爾•阿薩德。
加巴爾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當上了總理，1977年又成了埃米爾(科威特是君主世襲制酋長國，埃米爾是國家元首兼武裝部隊最高統帥)。我在出訪中東的旅行中經常與他見面。在一次訪問中，我送給了他美國抽象派畫家弗里茨•格拉納的一小幅畫作。這對於一個傳統的阿拉伯統治者來說是一種不同尋常的禮物;但是，我很清楚，描繪自然—比如動物、植物或人類—的藝術品是有違伊斯蘭法規的。加巴爾似乎由衷地喜歡那幅畫。在後來的一次訪問中，我心滿意足地注意到，他已經把它掛在了自己家中顯著的位置。(註：有一次，我試圖把我哥哥內爾森的一份藝術目錄帶給沙烏地阿拉伯的一個朋友。一位海關官員沒收了那本冊子，因為冊子裡有馬蒂斯畫的一個裸體女性。我不得不請沙烏地阿拉伯的財政部長干預，以便給那本冊子“放行”。)
加巴爾是個內向的人，他明白伴隨著他的國家突然取得的財富，將是一場重大的變化，而他卻非常巧妙地引導國家度過了這種社會和政治轉折。顯然，他還運用同樣的能力在履行自己更加傳統的職責。酋長有權力與來自傳統村莊的年輕未婚女子過夜，並因此常常生兒育女。被他選中的女子據說視之為一種莫大的榮耀。
多年來，我與加巴爾酋長的友情幫助大通逾越了科威特官僚機構的繁瑣程序，包括1973年批准了一份協議，允許我們以收益提成方式管理科威特商業銀行。然而，我們剛剛成功地將銀行扭虧為盈，科威特方面就終止了合同，不希望我們分享銀行日漸上升的利潤。這個結果令人深感失望。我們曾經希望，大通經理人員的強勁表現能夠說服當局允許我們擴大我們的業務。該目標一直沒有實現，雖然我們保持了與他們的中央銀行和一些富豪之間牢固的受託關係，但卻沒有能夠說服科威特人把我們當做他們的投資顧問，或讓我們提供其他金融服務。
科威特人是精明的談判家，在海灣地區的名聲是敏感易怒、刻板固執。因而，我們的業務似乎取決於具體某天某財政部長或薩巴家族的某成員心情如何。我們與科威特多年的財政部長阿卜杜爾•拉奇曼•阿蒂奇的關係就非常典型。雖然他正直、誠懇、受人尊敬，但他對西方銀行家卻是疑心重重，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就可能突然翻臉、斤斤計較。有一天，我趕到科威特的財政部，去參加一個因瑣事而舉行的惱人的會議，卻被堵在了通往他辦公室的一部老掉牙的小電梯裡。我們終於出現的時候，我說：“部長先生，我看連你的電梯都在找我們的麻煩，以表達你的惱怒。”雖然阿蒂奇哈哈大笑，但他知道我有一半是認真的。
97. 巴林和貝魯特
與科威特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巴林人非常好客，渴望與外部世界做生意。巴林是阿拉伯大陸外的一群荒蕪小島，是1932年阿拉伯半島上第一個發現石油的地方，從此，其石油收入占了政府總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伊薩•阿爾哈利法酋長的家族從18世紀中葉就開始統治著巴林。20世紀70年代初從英國的統治下取得全面獨立之後，伊薩酋長精明地運用自己有限而穩定的石油收入來實現國家的經濟多元化。他還鼓勵開發“國外”銀行業務、保險和其他金融服務，從而在黎巴嫩苦於長年內戰和20世紀70年代不斷升級的巴勒斯坦危機的時候，巴林取代了貝魯特的位置，成為中東的金融中心。